体制能够补救社会的不足和缺陷，国家进步是制度和政府完善的结果，法令影响着社会变革--这一观点仍然广为认可。当年法国大革命的初衷依然是当今各种社会理论的基础。

最持久的经验也一直没能动摇这种可怕的谬论。哲学家和史学家们徒劳地想证明这个谬误，然而他们毫不费力就能阐释，体制是观念、观点和习俗的结果，而这些观念不能通过立法符号的变更而重铸。如同不能随意选择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个民族不能随意选择它的体制。体制和政府是种族的产物，他们不是时代的创立者而是受时代所限。对不同的种族的管理不是因为一时的任性，而是由种族的特性决定的。形成一个政治体系需要上百年，改变它也需要上百年。体制从本质上说没有好坏之分。对于某一特定的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很优秀的体制对于别的民族可能是极其有害的。

不仅如此，一个民族的力量不可能真正改变体制。毋庸置疑，以暴力革命为代价，一个名族的体制名称可以更改，但是本质并没有改变。名称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标签而已，那些善于深究事物本质的史学家完全可以忽略这个问题。举例说明这一点，世界著名的民主国家英国却一直处于君主制体系下，而与之相反的，尽管拥有共和宪法，而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却是专制独裁盛行。民族的命运由名族特征决定，而非政体。我在前几本书里也极力通过典型例证阐明我的这个观点。

花时间制定毫无意义的制度其结果只能是幼稚的行为，是愚昧的雄辩家的无用功。如果我们足够明智，就让时间和需求来决定如何完善制度。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行为，正如他们伟大的历史学家麦考利在一片文章中讲授的，所有拉丁国家的政客都应该用心学习这个观点。他首先说明基于纯推理基础的法律制度能够带来的所有好处、荒谬和自相矛盾，然后对比拉丁国家盲目制定的宪法和英国的宪法，英国的宪法总是一点点逐渐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只是基于即时的需要而绝非通过推理。

“不要想什么对称性，多想想便利性；千万不要仅仅因为它与众不同而摈弃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没有不满便无需革新；不是为了平复不满也无需变革；提出必要的具体主张而不是宽泛的建议。就是这些规则指导着我们250届议会从约翰时代到维多利亚时代的发展。”

有必要对每个民族的法令和制度逐条检验，查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因为某一原因而遭受巨大变更。比如，看到哲学论文中关于中央集权的利弊，可能很满足，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由多种族组成的民族历经上千年的努力达到集权制，当我们看到一场大革命，其目的是摧毁过去的旧制度，迫使人们崇拜中央集权，甚至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该承认，这只是一种专制需求，这个国家的存在有问题，我们甚至怜悯政客们关于消除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这样的尝试能侥幸成功吗？他们的成功将很快演变成一场很可怕的内战信号，而且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新的更为专制的中央集权。

综上所述，制度并不能作为寻求对群体产生深刻影响的方法。放眼一些国家，比如美国，在民主体制下高度繁荣发达，然而其他国家，比如那些原属西班牙的美洲共和国，在完全相同的体制下，却处于令人同情的混乱状态。我们要承认，同样的体制可以引领一些国家走向强大，也可以导致另外的国家衰落。民族受其特性支配，不适合一个民族的所有制度只能像是借来的衣服，暂时的伪装而已。毫无疑问，血腥战争和暴力革命一直在发生也将继续发生，目的是将那些所谓神圣的、能够创造财富的、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制度，强加给一个民族。换一种说法，即制度对群体心理有反作用，因为制度导致了这些动荡。但事实上不是制度产生影响，因为我们清楚无论成功或失败，他们本身没有以这种方式发生影响，是意识或语言影响了群体的心理，尤其是语言--语言强大且不受约束，我们应该对其煽动力稍作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