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景象发生了歪曲，事件被曲解，幻觉取代了真相。这一切发生的前提并非需要人数众多，只要寥寥几人组成一个群体即可。哪怕这些个体都是博学多才之士，群体的各种特点会将个体的所有特质瞬间秒杀，他们不再具有观察力和判断力。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曾做过一个类似的充满奇幻的实验，《心理学年鉴》也曾刊载过。达维先生把许多杰出的观察家聚集在一起，这其中也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华莱士先生。达维先生让他们检查了一些事先准备好的物体，并自行做出记号。紧接着，他现场表演“灵魂显形、石板写字”，制造唯心论的氛围。观察家们一致认为，他们看到的现象只能用超自然方式获得。事实上，达维先生只不过用了些简单的骗术（障眼法等）而已。“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惊奇之处，”文献作者如是说，“不是骗术本身的奇妙，而是目击者提供的结果报告毫无说服力。显然，”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目击者会列出一些完全错误的关系，但结论是，假如他们的描述是准确的话，那么他们所描述的现象是无法用骗术来解释的。达维先生发明的方式异常简单，这点令他们很诧异。可是他确实具有操控群体大脑的能力，因为他让大家相信自己看到了压根不存在或者没发生的事情。”这种情况有点儿类似催眠师操控被催眠者的能力。即使是对于思维敏捷、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依然发挥着神奇的作用。因此，让那些普通群体受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诸如此类的事例数不胜数。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各大报纸都在争相报道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事情。六个目击者拍着胸脯保证，这两个人就是那两个走失的小女孩。所有人的证词完全一样，这让预审法官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于是，他签署了死亡证明。当人们为这两个孩子举办葬礼的时候，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人们发现走失的两个孩子其实还活着。事实上，她们和溺水而亡的孩子没有多少相像的地方，就像前面列举的事例一样，第一个目击者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成为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说辞足以影响到其他目击者。

在此类事件中，暗示总是来源于某个人最初的、对模糊记忆进行碎片化拼接，从而产生幻觉。当幻觉得到他人肯定时，便会在群体中蔓延开，互相传染。如果第一个观察者非常没有主见，他相信自己已经认出尸体，除了真实的相似之外，有时还会表现出一些特征，比如：一块伤疤或是一套得到赞许的装束。通过这些细节引起其他人的同感，由此产生的同感会变为肯定过程中的核心，它会阻断判断力，操控理解力。此时，观察者看到的不再是事件（客体）本身，而是脑中产生的幻觉。报纸旧事重提，报道了如下的案例，母亲居然认错自己孩子的尸体。由此不难得出上文中提到的幻觉机理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暗示。

这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认出，不过是孩子搞错了，没有线索的辨认过程还得继续。

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在辨认尸体的第二天，一为女士嚷道：“上天啊，那是我的孩子啊！”

她走近尸体，观察他的衣服，查看他前额的疤。“这就是我的孩子，”她说，“去年七月失踪至今，他一定是被人拐卖又惨遭杀害。”

这位女士姓夏凡德雷，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她的表弟也被人叫了过来。问到他时，他回答道：“这就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都一致认为，在拉弗莱特发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这其中还有费利贝的老师，他看到了孩子身上佩戴的一枚勋章。

事实上，邻居、表弟、老师和他的妈妈统统都弄错了。六周后，那个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波尔多惨遭杀害后被人弃尸于巴黎。

不得不说，容易产生这种误认行为的常常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是最没有主见的人。这也提醒了我们，他们的目击证词在法庭上不能当作最重要的证明，尤其是儿童，更不能轻易信以为真。俗话说“童言无忌”，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稍稍有点儿心理学常识，或是对我们前文的分析总结有点儿印象的人都知道，孩子一直都在撒谎。尽管他们的谎言是那么的无辜、善良，可那终究不是事实，只是谎言。如果用一个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那还不如用抛硬币的方法显得更加公正、合理。

回到群体观察力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群体观察基本都是错误的，多数情况下传递和表现出的是（情绪）传染过程中影响同伴的个人幻觉。无数事例证明，应当理智地看待群体证词，因为它有可能极不可靠，甚至糟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了25年前（1870年）发生在法国色当的那场骑兵进攻。如果我们询问这些士兵，是谁在指挥那场战争，这些目击者的证词相互矛盾，完全不足为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证实，在至关重要的滑铁卢战役中，有些事件的细节完全搞错了——这些事件有成百上千的证人。

这些事实都给我们展示了群体证词的价值高低。逻辑论述涵盖了数量众多的目击者的一致结论，这是支撑精确事实的强有力证据。然而，正如了解了心理群体的我们也知道这些论述其实需要重新改写。存在许多可质疑之处的事件其实也就是那些被大量个体所“观察到”的事件。似乎是数以千计的目击者澄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事实上的真相可能与他们所述大相径庭。

由此得出，历史著作只能视为纯想象力的文字符号，是对观察有失偏颇的事件进行无根据的记载，并且掺杂着对结果思考的解释。记录这样的历史，完全是在虚度光阴。假如没有这些流传千古的文学作品、艺术创作，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则一无所知。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的伟人，比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穆罕穆德等等，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真实的生平记录么？或许没有一句是真实的。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能打动我们心灵的伟人。所以，我们了解的只是流传于群体中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并非那个时代真实的英雄。

不幸的是，传奇虽然被详实地记载于书中，可是其稳定性不强。群体的这种想象力（无意识）会随着时间流逝和种族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其中，种族因素的影响尤甚。《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是个血腥残暴的形象，而《圣女小德兰回忆录》（Sainte Thérèse）中耶和华则是爱神的化身；佛教起源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可是这两个国度所敬畏和崇拜的佛祖几乎毫无共性。

群体的想象力可以塑造出一个英雄，同时也可以毁灭一个英雄。这种巨大的改变无须经过几个世纪，几年的时间就绰绰有余。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时代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人，他就是拿破仑。可是他的事迹在短短的50年间被改写了数次。当法国处于波旁王朝统治的时候，拿破仑是一位自由的、充满田园气息的慈善家。在诗人眼中，他是一位谦和的朋友，乡村人民会永远记住他。可是30年后，这个平易近人的英雄居然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他篡权、毁灭自由，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竟然将300万人民送上不归路。如今，这个传奇般的故事还在发生着新鲜的变化。数千年之后，学识渊博的人看到这些前后矛盾的记载，或许会对英雄存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正如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因为从他的身上，我们只能读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故事或是一部充满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于这种缺乏准确性的描述，他们更能理解且司空见惯。因为处于那个时代的他们和当今的我们相比，他们反而更清楚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和传奇之外，历史几乎没有保存其它记忆或印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