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16岁的时候，我相信“我能够在我们的新房子中获得最好的房间”这一预感。我非常肯定（但并不完全肯定）我的父母最终会买那套房子并且也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但是由此引发的一些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难道我的预感意味着我的父母不能自由选择一所不同的房子？他们在将房子在市场上出售前，有多少人在等待？这使得他们根本没机会做出更好的选择。房地产经销商将我的房子展示给了多少人看？以及她是如何努力使他们相信这就是最适合的房子？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我所持有的只是上世纪科学家和科幻时间旅行作家推行的关于时间的理论驳论。如果未来是被规划好的，那么我们的自由意愿是什么？如果未来没有被规划好，那么预感又是什么呢？

在西方文化中自由意志一直被认为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预感貌似会威胁到我们自由选择未来的这一权利。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向着新的可能性前进，从不后退。当多丽丝·戴（Doris Day）唱到“顺其自然”的时候，她是在安慰自己（和我们），我们现在没必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保证我们自己此时的安稳，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并保持乐观的态度，让现在过去，顺其自然地迎接未来，这就足够了。

人们是相信他们一瞬间预知未来的情况还是相信他们一直以来被灌输的关于时间、因果法则以及自己追求自由的能力，他们认为自己被逼迫着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人们拥有这么多拒绝预感的充分理由，很多人发现相比去考虑预感带来的令人恐惧的暗示，我们更容易去无视这些预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忽视他们对预感的最初瞬间的原因之一。

自由意志和被安排好的未来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止一次中止了我们对预感的研究。关于预感的研究一再陷入僵局，因为研究人员找不到一个好的理论去说明我们应该如何既保留我们的自由意志，又保留我们的预感。即使是超心灵感应研究人员在颠覆最基本的常识信仰方面也是非常谨慎的。

回到西雅图的房子的问题上来，我曾决定要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卧室，而我父母不认为在他们的生命中会有这么多的选择。一方面我希望看到他们打破常规的束缚，选择一个不同的房子去证明我们拥有完全自由的意志，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想因此危及到我的房间。我知道如果将我的预感告诉父母，他们也许会为了教育我“预感是不真实的”而拒绝这座房子，所以我没有告诉他们。没有了我预感的信息，他们就不知道一个选择早已经被某些人以某种方式做出了，而他们则放松地进入了一种线性时间的幻想。

至少在那一刻，我的预感使得幻想弃我而去，但是之后它又给我了一些新的选择。预感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影响我的父母决定去买那所特殊的房子。倘若我从来没有这个预感，父母仍有可能买这所房子，但如果没发生这个预感，我就不会认为这所房子是最适合他们的，汤姆就会得到最好的房间，而我将会在楼上卧室度过接下来的几年。这个预感给了我认识潜在未来的一种新途径。现在突然间很有可能，我可以随心所欲地以我想要的方式来使用预感这一信息。

我找到了一种方式，并用它来将注定的未来和绝对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界限消除。我认定对那所房子的预感是有关于一个潜在可能性的未来，而不是一个确定的未来。这个预感给了我一个新的信息，那就是我必须对这个预感的价值进行评估。我知道自己对那所房子的预感有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弟弟汤姆完全可以拒绝我的请求。在父母准备重新再看一遍那所房子之前其他人也有可能决定了买这所房子，同时我的父母也有可能去买其它的房子。我的预感并不能左右他们的行为，但是预感却给了我足够的信息让我坚信自己的这一想法。

如果我坚信自己的这一预感就是准确的，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接受这个预感然后顺其自然地住在楼上呢，对于这点你可能会产生疑惑。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点。在我的经历当中并没有遇到过任何“应该怎样”的问题。我足够相信预感所呈现出来的信息，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必须就要毫无疑问地跟随它表面上提供的路线发展。正如预感知道我更需要什么一样，我并不认为只凭记忆就能决定我应该住在哪里。对于我来说，我认为预感更偏向中立，它仅仅是向我展示了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住进去的房间而已。我甚至可以从我的自身利益出发来利用这一信息，只要我认为这是一种合适的方式。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相同的选择。信任或者是怀疑我们的记忆；接受或是拒绝我们将自己想象的那样。每天我们都要做出选择，就像是我们拥有除了科学教给我们的那些关于基因学、生物学、或者是社会预期的知识的自由意志一样。即便是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也可以帮助我们勾勒世界的蓝图。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想要到哪里时，我们会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很多年前我的预感影响了对卧室的选择一样，这足以说明预感绝不会带走我们的自由意志。相反，预感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