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专家安娜·费尔斯（Anna Fels）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老年患者来看病时，并没有常见的抑郁或焦虑症状，而是感觉难以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这位老人患有癌症晚期，他认定困扰自己的不是死亡的念头，而是死亡本身的过程。因为他之前用来解释其生活的叙事已不再适用，所以他正努力建构新的故事来解释自己最后的生命。他说，“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但是我不想无休止的谈论下去，尤其是与我的妻子一起时，因为她也快受不了了。”

费尔斯医生请老人讲述他从诊断出癌症到现在的生病故事。渐渐地，老人发现了自己最后挑战的意义与连贯性：“老人的故事依旧继续着，而且几次咨询后，我觉得我和老人都惊讶于他感觉自己好多了……我们做了什么？当然，肯定不是企图洞察潜意识动机与愿望的传统、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也不是我所采取的心理学上手把手的指导，一定发生了其它事情。”

费尔斯叙述说，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老人之前极其孤僻，也没有人可以倾听自己谈论疾病；而老人能与她建立联系，是因为老人对她开诚布公自己的新生活，这令她非常欣慰。用费尔斯的话来讲，他们的咨询“使老人找回社会关系。”

我怀疑，还有其他因素必然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一样重要。通过与老人自由地谈论他与疾病之间的斗争，老人就可以建构一个连贯的叙事，从而对自己的新生活有更好的理解，如同彭尼贝克的研究中，记录创伤事件并从中获益的被试。我并非暗示心理治疗与彭尼贝克的记录方法可互换。有人建议人们连续三天，每次花十五分钟写下一件对自己来说是创伤性的事件，并指出这是密集心理治疗（intensive psychotherapy）的代替做法。这种建议是荒谬的，因为密集心理治疗要求人们花费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在有资历的治疗师的帮助下探索他们的问题。而且，心理治疗是一项高度的社会经验，所以能考虑到费尔斯所讨论的各种社会关系。尽管如此，心理治疗和记录的方法，还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共性，即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能可以建构关于自身的新叙事，而且新的叙事还将比之前的叙事带来更多益处。

心理治疗可以改变人们的叙事，我们将其依据简洁概括如下：第一，心理治疗在控制良好的研究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与心理治疗的确切形式关系不大。事实确实如此，即使在如何治疗心理问题上，不同治疗法持有在根本上相冲突的观点，例如心理动力疗法（psychodynamic therapy）（其研究重点是童年记忆、潜意识思维和感觉，以及洞察力）和行为疗法（其研究重点是当下行为及维持方式）。例如，在一项抑郁症治疗的经典实验中，布鲁斯·斯隆（Bruce Sloane）等人发现，心理动力疗法与行为疗法一样有效（二者都优于控制试验组）。

第二，各学派治疗师都为其患者提供了新叙事，来解释他们的问题。斯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心理动力疗法和行为疗法，都为其患者提供了相同数量的对其问题成因的解释（即使是完全不同的解释）。最后，治疗中，采纳治疗师提供的看法和解释的患者，往往会得到显著改善。

简而言之，心理疗法似乎是一个有益的过程，患者可以采用比之前故事更有益的新叙事，就像费尔斯的病人最终发现自己与癌症作斗争的意义一样。当然，对自己生命叙事的大幅修订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需要有技艺精湛的治疗师的指引。然而，如果想改善自我，只采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大量有益的叙事。

我们有何依据说，某种自我叙事比另一种更有益呢？我相信，从单纯意义上讲，自我叙事应该都准确：它们应该抓住人们非意识的目标、感觉与气质的本质。但是，人们如何建构与其适应性潜意识相一致的叙事呢？他们应该运用何种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