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你收到如下指示：

未来三天，我希望你记录下自己内心深处里，对于极其重要的情绪问题的想法和感觉，同时这些问题还影响到了你及你的生活。在你的记录里，我希望你真正放开，并探索你心灵最深处的情绪和想法。你或许会把你的话题与你和他人的关系联系起来，包括父母、恋人、朋友或亲属；或你的过去、现在或未来；或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你想成为的人或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

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等研究者已将这份指示发给成百上千的人，包括大学生、社区居民、重刑犯、失业者，以及准妈妈。通常，大多数人会认真对待，写下关于自己的一些不幸事件，例如挚爱的离去、关系的终结、性侵犯或身体虐待等等。毫无意外，人们发现记录此类事件会令人心烦意乱，并且写完之后，他们比控制组中写下肤浅话题（例如对生活的计划）的被试更加痛苦。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从记录中受益匪浅。与控制条件下的人们相比，那些记录情绪体验的人们心情渐好，学业进步，缺勤减少，免疫系统功能大大提高，并且很少去看医生。虽然记录情绪体验在短期内是痛苦的，但从长期来看，会产生相当积极的影响。

为什么记录情绪体验，往往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比我们之前讨论的其他内省方式更具有有益的影响呢？一种可能性就是人们常常会掩藏或抑制其消极的情绪体验，并且这些由不断抑制而引起的压力，会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记录情绪体验的方法，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平台，使得他们有机会倾吐创伤性事件，消除由抑制引起的压力，从而改善其身心状态。虽然抑制可能导致压力，从而引发健康问题，但并无证据显示，在彭尼贝克的实验中，记录情绪体验是通过降低抑制而发挥作用的。例如，那些记录已和他人讨论过的事件的被试，与那些记录其秘密的被试，都获得了相同的效果。

确切地说，记录情绪体验似乎是通过建构有意义的叙事并加以解释，来帮助人们了解负面事件。彭尼贝克对被试提供的数百页的记录进行分析后，发现改善最大的被试，都从极不连贯、毫无条理的描述问题开始，但最后却能写出连贯一致、清晰条理的故事来解释事件，并赋予其意义。

为什么沉思有害，而彭尼贝克的记录方法却有益呢？关键在于，人们常在抑郁时沉思，并且这种抑郁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消极想法上，令人们难以建构出关于问题有意义、适应性的叙事。沉思是一种反复、螺旋式的思想，即人们无法停止以一种消极的角度思考问题，正如《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丁梅斯代尔先生（Dimmesdale）：“他还彻夜不眠地祈祷，一夜接着一夜，有时在一片漆黑之中，有时只伴着一盏昏灯，有时则在强光下对着镜子审视自己的脸。他就这样不断地内省，其实只是在自我折磨，丝毫得不到自我净化。”相比之下，在彭尼贝克的研究中，通常那些完全无抑郁的被试，会比较客观的看待问题并建构叙述，以帮助人们以更适应的方式来解释问题。实际上，彭尼贝克的方法对于遭受严重精神创伤的被试而言，效果不明显，因为当过度悲伤时，人们往往难以客观地审查自己的情况。

建构有意义的叙事，也可以阻止人们试图抑制自己对沉重话题的想法。若非有连贯一致的解释，事件很可能会盘旋于脑海中，导致人们更深层次的沉思，或者使他们试图将那些想法赶出脑海。正如丹尼·韦格纳等人研究发现，刻意抑制想法没有任何用处。短时间内，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一些事情，但这些想法往往会涌上心头。而有些情况下，例如当人们疲惫或是心事重重时，抑制想法可能会导致出乎意料的结果，甚至引发更多无需考虑的话题。所以，若事件得到解释并融入了某人的生平故事，那么，它就不太可能涌入人们的脑海中，也不可能引发人们试图去抑制它。

叙事隐喻有助于解释我们之前思考的所有日常内省的例子，而分析原因却将人们的关注点放在糟糕的信息上，这类信息虽很容易用言语表达，但对真实感觉可能毫无作用。因此，人们往往根据错误信息，来建构有关其感觉的故事。沉思和抑制想法至少有两点弊端：一是人们难于建构新的叙事，因为他们一心关注于无法控制、不必要的想法；二是当人们能够建构新叙事时，他们往往会将其注意力集中在消极的想法上。彭尼贝克的记录方法，是我们目前所知唯一能令人们通过建构有意义的故事，而产生积极作用的内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