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认为人们的内在信息经常能帮助他们理解自己回应原因的普遍规则来说，糖尿病的例子或许是个例外。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和帕特丽夏·莱森（Patrica Laser）还有朱莉·斯通(Julie Stone)一起做了一项研究，观察人们是否知道怎样预测一种常见的反应，即日常情绪，以及这些理解又和陌生人的猜测存在何种联系。我们让大学生连续五个星期，每天都记录他们的情绪。这些学生要用几个能预测他们情绪的变量来进行每日的评价，诸如天气、与朋友的关系质量，以及他们昨晚的睡眠时间。我们要对每一个被试预测的变量（如睡眠时间）和他或她的日常情绪进行统计。五周之后，人们要去判断这种联系——比如，他们认为自己日常情绪与睡眠时间有多大的联系。通过实际的关系与人们评估的关系之间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于情绪的预测有多准确。

人们对一些事情的预测较为准确，比如，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情绪。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人们的预测还是存在一些局限性，这种预测只是处于一种中等水平。例如，大部分人认为睡眠时间对他们第二天的情绪有影响，但事实却是：睡眠时间几乎对所有被试的情绪没有任何影响。

接下来就要看看熟人与陌生人情绪预测的准确程度。我们让两组学生分别判断预测变量与他们大学里的“典型的大学生”的日常情绪之间的关系。这些学生不知道有关个体被试的任何事，也不知道他们的特殊习惯、特质或者个人想法。他们只能依据自己的理论进行判断。

显然，那些“观察”对象对被试情绪的猜测与被试本身的预测一样准确。和被试一样，这些陌生人认为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是影响情绪的重要因素，他们是对的。同时，他们也和被试一样，认为睡眠时间也能影响情绪，他们猜错了。被试掌握的关于自我的大量信息——他们的特质理论，他们对情绪和先行词之间相互变异性的发现以及他们的个人知识——并没有让他们比陌生人更准确。

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被试和陌生人用的是相同的信息，即共享文化理论。这可能使被试忘记运用他们拥有的其他信息，比如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感觉。然而，这里有证据证明被试运用了其他信息。例如，陌生人普遍认为他们对情绪的预测是运用了相同的、共享的基本知识——也就是共享文化理论。而在被试中，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对情绪的预测更多的是基于特质知识。

很显然，从这个研究（诸如此类的其他研究）中可以得出这样一项结论：当人们对他们回答或预测的原因，比如情绪，作出推断的时候，运用了陌生人无法获知的信息：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感觉。第二个明显的结论就是：个人信息有利有弊。它能使人们比其他观察者更加准确；我能确定自己的情绪受一个特定的职业棒球队命运的影响。然而，很也有可能被我内在的知识误导。实际上，我的情绪可能受我喜爱队伍的影响没有自己想象中的大。一个不知道我是棒球迷的陌生人，运用共享理论后，可能比我自己对情绪的判断更准确。从几个学生的平均值看来，拥有自己的个人信息似乎不占什么优势：人们对于自己回应原因的分析几乎和陌生人的一样准确。

如果你难以理解这个观点——也可以这样解释，一个陌生人在你的感觉、判断和行为的原因分析方面，和你知道的一样多——我承认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想一想这个观点的涵义——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情绪的决定因素（或许是出于改善它的目的），你问一个陌生人所得到的答案或许和你自己掌握的有关个人和过去的大量信息所做出的结论一样。

有关这个领域的调查研究并不是很多，在任何领域里，都可以公开评论个人的研究。或许威尔逊、莱森以及斯通关于情绪的测量存在着不足，又或许他们没有向人们询问一些有关预测情绪的关键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使他们比陌生人更准确。进一步而言，我们无法得知，我们日常关注的人，他们的此类反应和影响能有多大的代表性。如果研究一种广泛的回答，陌生人的因果报告或许就没有人们自己的准确了。

尽管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一个人比陌生人所占的优势却很难发现。在第4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证据表明，当我们开始判断自己的个性（与分析具体的回答的原因相反）时，其他人有时比我们更准确。尽管我并不建议你在电话簿中随便找一个人去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在因果判断面前，我们都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