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虚构从何而来？假设有人让你去描述影响你日常情绪的主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应性潜意识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可是我们不能直接辨别这些影响。然而，这里有四种常见的信息类型可以用来编造一种解释：

l 共享的因果理论。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回应，有不同的文化理论，诸如“遗憾会让人更加渴望”和“人们通常在星期一心情不好”。如果人们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去解释一种具体的回应方式，他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形成一种解释。（“为什么简会和汤姆分手？因为他总是把她的名字喊成她前女友的。）

l 观察个体回应与情境的共变。人们可以观察自己的回应并推断作出回应的原因。例如，人们发现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并不是通过直接检查自己的消化过程，而是观察吃的主要食物（比如山核桃）和过敏反应（比如起了荨麻疹）之间的相互变异性。同样地，人们会推断他们喜欢电影主演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niro），他们心情不好是因为睡眠少于7小时，感冒了是因为天气冷，出去没穿外套。

l 特质理论。在文化中，人们对回应的因果关系特质理论不太常见，诸如去参加大型的聚会经常会让他们感到沮丧。这些理论可能来源于相互变异性理论；例如，吉姆或许会发现在参加了几次聚会之后，他很沮丧。人们可以从他人那学到相互变异性理论。例如，一个人的伴侣，或许会说：“亲爱的，我注意到你在琼斯的草坪聚会上、格林伯格的周年舞会上、山姆的生日会上很不开心。你怎么了？”

l 个人知识（思想、感觉和记忆力）。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获知一个人的思想，但是人们对自己的有意识思想、感觉和记忆享有广泛的特权，这些都可以让他们推断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如果吉姆感到难过，源于他总是想起家猫吃了金鱼的情景，他或许会避免回忆令他难过的金鱼死亡的画面。

或许尼斯贝特和威尔逊最基本的观点是，不管人们拥有多大的信息量，他们对自己回答的解释并不比同一文化中的陌生人更准确。这种可能性怎样才能变成真的呢？是不是从电话簿中随机抽取一个陌生人，也能和我们自己一样，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回应？当然，我们所拥有的有关自己的大量“内在信息”是一种优势。假设我们是狂热的棒球迷，在每年的棒球季，我们的情绪都会随着自己喜爱的队伍的命运而波动。陌生人并不知道我们是棒球迷，政治迷每晚都会观看时政新闻，投标人经常会在易买网上进行拍卖，他怎么可能准确的知道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呢？

无可非议，我们比陌生人更了解自己，掌握了更多的信息。然而，这些信息或许不能一直对我们的回应的原因造成准确的影响。根据上面列出的四条信息，陌生人只具备一条——共享的文化理论。事实上，我们还拥有共变信息，特质理论和个人知识，然而，这种阻碍能否成为一种优势呢？

首先，一些个人的知识并没有它看上去那么准确。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证据：人们并不善于发现他们的回答和经历之间的相互变异性。有时，这种共变表现甚为明显，我们除了能发现它以外，什么都不能做，比如我们第一次吃了山核桃之后，马上就起了荨麻疹。在我们的回答中，通常会有很多先行词，很难分出哪一个才是原因。由于这种困难性，人们的相互变异性信念通常是他们共享理论的一个功能，而不是基于对自己行为的准确观察而做出的推论。例如，不管文化理论怎样努力，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不穿外套出门能增加患感冒的可能性。

此外，个人拥有的大量专属信息或许会令他们更难识别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而基于文化理论的陌生人或许会发现。例如，假设一名医学生刚学完有关糖尿病的知识，他快速的站了起来并感到头晕。这名学生或许会想：“噢，我最好去查一下血；我可能是糖尿病早期，它阻碍了我的血液循环。”一个完全不知道这个学生学过什么、想过什么的陌生人，可能会说：“她头晕是因为她站起来的太快了。”在这个例子中，陌生人或许是对的，这就说明了人们的内在信息（学生关于糖尿病的知识）可能导致不正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