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珍纳·马尔肯（Janet Malcolm）的作品《难以探触的心：精神分析的不可能任务》（Psychoanalysis：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中，精神分析师A向分析师B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一种人际关系中，人们不是客观地看待彼此，而是从自己婴儿期的需求和冲突出发去看待彼此，对此你有什么看法？”B分析师回答说，“这就是生活。”

学术界将弗洛伊德对移情（将自己在婴儿期对父母的感觉转移到他人身上）的发现称为他“最有独创性、最具根本性的发现。”弗洛伊德重点关注的是，在人们与精神分析师的关系中，意识的性驱力、攻击驱力（譬如，恋亲冲突）的呈现方式是什么样的。美国著名精神医学家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和女性精神分析大师梅兰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对移情持有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他们探讨了：人们过去的人际关系如何影响对新接触者的评价。

按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苏珊·安德森（Susan Andersen）的话来说，对移情最好的解释，不是站在精神分析角度，而是将其看作非意识的社会信息处理系统（即适应性潜意识）的一部分。正如第1章，我们对潜意识存在原因的探讨，在安德森看来，假设移情源于潜意识动机是没有必要的，人们会通过潜意识动机，将引发焦虑的想法和感觉掩藏起来（例如，“我爱他，因为他长得像我父亲”）。她反而觉得，从社会认知的现代研究角度出发，将移情看成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这才是对移情的最佳解释。她主张，我们对他人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s），与其他习惯性类型一样，都储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因为与重要人物的关系描述是与自我相关的，它能迅速深入脑海并成为习惯性接近的类型，经常用来了解、评价新认识的人。简言之，“诚实”或“友好”的构念能够“活化”，并运用到新接触者身上，同样，特定人群，例如“我的母亲”或“亨利（henry）叔叔”的构念也可以如此。

在一项特殊的研究中，安德森首先让被试说出一个重要人物的名字，并回答“这个人像谁”的问题。之后，在另外一项看似不同的研究中，让被试看一些对其他人的相关描述，而他们与这些人素未谋面。研究人员从中做了一些手脚，好让其中一个新接触者与被试心目中的重要人物的特征很像。就好比，你是研究的被试，你需要对一些新接触者进行描述，而你发现，其中一个人和你生命中的重要人物（例如，你的妈妈）的特征很像。

安德森和同伴发现，如果人们新认识的人跟自己心目中的重要人物很像，那么对他们的反应就会大有不同。他们或许能记得与此人有关的一些事，对此人的评价也与对重要人物的评价相类似。举例来说，如果你和妈妈的感情深厚，而新认识的人长得很像妈妈，那你就会用积极的方式回应对方。如果你和妈妈的感情不好，你肯定也不会喜欢和她相像的新接触者。

那么，人们对移情过程的意识程度有多高？安德森认为，此过程的发生速度很快，且是无意识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会说出诸如“嗯，苏（Sue）很像我妈妈，所以，我猜她是一个热心、有教养的人”的话。相反，适应性潜意识会依据易接近的类型——在此指的是，我们生命中的重要人物的易接近心理表征）——以便迅速地筛选、解读、评估新信息。在一项支持该观点的研究中，如果有信息显示，目标者与你下意识里想到的那个重要人物很像，那么，移情过程就会发生。即使人们并未意识到，目标者与自己心目中重要人物的特征有些相像，他们依然会把对重要人物的感觉“转移”到目标者身上。移情过程发生在意识之外，如果要研究人们对新接触者的反应的个体差异，这不失为一个很重要原因。

对于倾向精神分析的研究者来说，安德森的研究结果，或许与我们所了解的移情和客体关系是相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而对适应性潜意识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学者却认为，安德森的研究结果在两方面是很新颖的。首先，安德森发展出一种新方法，以便在控制实验中能够系统化地研究移情。其次，在她看来，现代社会认知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移情（例如，有关各种习惯性接近构念的想法，包括对重要人物的易接近构念，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的），无需引入其他理论构念，例如，压抑（resistance）、阻抗（repression）、焦虑管理。移情是适应性潜意识日常运作的一部分，并非动力无意识中情感狂欢（emotional hijinks）的必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