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适应性潜意识扮演着执行者的角色。它收集信息，理解、评价它，并且快速高效自发的设立目标。这是一项非常棒的心理技能，如果我们像笛先生那样，失去了这种能力，我们会发现每天都很难熬。但是适应性潜意识是如何决定选择什么，怎样进行理解和评价，哪种目标可以自发的设立呢？一句话，它是如何进行的呢？

毫无疑问，潜意识为了具备适应性，必须关注对世界的准确评价。正如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在《简爱》（Jane Eyre）中所写的那样：“激情或许会像真正的异教徒那样，越演越烈……欲望可以想象出各种各样无用的事情：但是在每次争论之后，判断力总是有话要说，并且在每次的决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机体为了寻找食物，躲避危险，繁衍后代必须准确的认知他们的世界，否则他们将会灭绝。早期的灵长类动物认为老虎是“有趣的宠物”，可食用的植物是“吓人的、讨厌的东西”，因此他们不能生存的太久。那些能很快发现危险和机会的人占有很大的优势。例如，在贝沙拉的卡片游戏实验中，人们似乎能很快的，下意识的发现哪一个桌子能获得较高的赌资，但是却不能用语言描述为什么他们选择C和D桌子。仔细想一想，其实这种能力的优势我们每天都能获得。我们的意识总是太慢发现最好的行动，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帮助了我们，并且发出信号（比如直觉）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虽说我们的潜意识能快速的对社会做出最准确的判断是件好事，但是人们不可能只靠准确性过活。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分析，很显然，我们善于对它们进行优劣排序，发现哪些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哪些是可以忽略的。

想象一下，一个校级篮球运动员，在一场重要比赛快要结束的最后一秒，还在球场上运球。她有很多需要分析的因素——对方队伍防御的缺口，注意到她的队友正站在右侧的边线处，明白她比防守她的对方队员打的好。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这种时候处理这么复杂的信息，并快速的做出合适的行动，都并非易事。然而，我们更愿意相信，人们至少可以快速的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想一想篮球运动员可能关注的所有事情：第一排的球迷在喊什么。啦啦队队长在表演什么新的队列，事实上她已经很渴了，需要喝水，到明天她就能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可是她并没有考虑这些，她的注意力就像剧院里的聚光灯似的，聚焦在舞台的中心，让周围的一切都处于黑暗中。

那些前额叶皮层受损的人，很难确定他们应该关注的焦点。一名大脑这个区域受损的校级篮球运动员，或许会拥有非常娴熟的运动技能，但却让观看者很失望。在比赛的最后一秒，她很有可能把球扔下，蹲下把她的鞋带系紧点，又或者与第三排的球迷聊天。达马西奥列举了一个商人的例子，在一次脑瘤手术中，他的前额叶皮层受损了。但是这个人仍然很聪明，他可以阅读并分析复杂的商业报告。但是他不能判断任务间的轻重缓急。他可能花一整天的时间整理办公桌上的抽屉，并认为这比完成那天的报告更重要。

那么，正常人是怎样关注相关信息并从中做出筛选的呢？我之前讲过鸡尾酒党的例子，我们不会在意西德尼的操作账户，但是当他提到我们的名字，以及一些与我们有关的信息时，我们会潜意识的去关注它，将它列为“A”级。达马西奥所列举的那个商人，似乎不能在他所面对的不同任务之间识别出与自我相关的那部分——他没有意识到完成报告比将文件夹放到合适的位置更重要。

事实证明，自我相关性并不能准确的描述适应性潜意识是怎样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种决定的规则取决于如何接近一种特定的想法或者范畴。“相近”是一种技术心理学术语，它涉及记忆中的活化电势信息。当信息在活化电势中的数量高涨，它就会“通电”并且做好准备被利用；当信息在一个人的活化电势中的数量少，它就不会被用来选择和理解信息。“相近”不仅由自我相关性的范畴决定，还受它最近出现的频率的影响。例如，巴奇和葆拉·彼得罗莫纳科在早前的研究中提到，“敌对”的概念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那是因为这个单词几分钟之前就在他们的脑海中闪动过，并不是因为这个概念具有自我相关性。

相近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一个概念在过去被应用的次数。人类是习惯性动物，他们在过去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判断世界，这种方式用的越多，这种概念就越有活力。我们的潜意识长期用一种方式来理解我们周围的信息；用心理学术语来讲，主要的想法和范畴之所以长期被接受，是因为它们在过去使用的太频繁了。校级运动员在之前参加过上百个类似今天这样的比赛，已经知道了哪些信息需要关注，哪些可以忽略。她注意到前锋不能绕过掩护，中锋正在抢球，而且比后卫抢先一步——她并没有花时间考虑这个信息是否比啦啦队队长正在做什么重要。

适应性潜意识并不仅仅取决于准确性和可接近性。人们的判断力和理解力经常因为关注的事情不同而南辕北辙。也就是说他们想用自己的方式评价世界，这种渴望使他们感到很愉快——这就是“感觉好”的准绳。简爱从她的阿姨里德小姐身上发现了这种动机，在她阿姨临终前，她去探望她：“从她冷漠的眼神，隐隐的疼痛以及断了线的泪珠中我能看出来——她最后还是认定我不好；因为相信我好不能给她带来愉悦感：只有屈辱的感觉。

里德小姐的例子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久远的课程之一，人们长期使用一种方式去看待世界，并因此而保持好心情。我们是技术高超的政治顾问，合理化者，威胁信息的辩护者。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和我将这种能力称为“心理免疫系统“。就像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身体免疫系统，保护我们免受威胁，使我们身体健康一样，一个强大的心理免疫系统也能使我们免受威胁，保持心情愉悦。当它开始保持愉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终极的政治顾问。

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人们，希望自己更加独立，他们通过夸大自己比其他人所占的优势来增强自己的愉悦感。在东亚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们，更倾向于相互依存，他们往往喜欢强调自己与团体成员之间的共性。在相互依存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很少运用策略去促进积极的自我，因为他们很少将自己作为一个实体与社会团体相分离。然而，潜意识政治顾问的出现是为了保持愉悦感，虽然它们表现的形式不同。我们的愉悦感取决于我们的文化，性格以及自尊水平，但是对愉悦感的渴望，以及通过潜意识满足这种渴望的能力，或许是非常普遍的。在何种程度上心理免疫系统是适应性潜意识的一部分？有时我们有意识的想去拥有一种“好心情”，比如躲避一个总是批评我们的熟人，或者试图说服自己，没有得到晋升不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好，而是因为老板是一头麻木不仁的牛。做这些的时候，适应性潜意识在选择，解释和评价即将到来的信息时起到了主要作用，人们对随之而来的规则毫不惊讶“用特定的方式选择，理解并且评价信息使我们感到愉快。”更有甚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与有意识的思想相比，适应性潜意识是一名更好的政治顾问。弗洛伊德认为，心理防御在我们思想的后台进行操作的时候，通常效果很好，因为它使我们忽略了一切都在变化的事实。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改变信念只是为了使自己感觉更舒服，这种改变将不会那么吸引人。

问题的关键是，准确性和“感觉好”是怎样操作到一起去的，因为它们太不可思议了。回想一下杰克的例子，他没有晋升到自己预期的职位。如果准确性是他唯一的标准，杰克或许会认为是自己经验不足或者能力不够，不能胜任新的职位。同样的，如果他运用“感觉好”的法则，他会认为老板是个白痴。但是他真的喜欢自我恭维，指责自己的老板吗？如果他真的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胜任这份工作，他放下自己的骄傲，更加努力的工作是不是会更好呢？

对准确性的需要以及我们对自己良好感觉的渴望之间存在一些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一个自我的主战场，这场战斗怎样发动以及谁会赢，全都取决于我们是谁，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如何。“赢得”这场战斗最好的方式并不是特别明显，就是要你成为一个健康的、完全适应环境的人。当然，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相信凭自己的能力足以进行自我提升。事实证明，自欺欺人同样可以帮到我们，因此，希望我们都能对自己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对未来怀揣着一种积极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