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徐渭《答张太史》·朱之瑜《与三好安宅》
(2023-10-05 08:39:51)徐渭《答张太史》
仆领赐至矣。晨雪，酒与裘，对症药也。酒无破肚赃，罄当归瓮。羔半臂，非褐夫所当服，寒退，拟晒以归。西兴脚子云：风在戴老爷家过夏，在我家过冬。一笑。（在下领受的赠予太多了。早上下雪，快递小哥送来酒和皮衣，真是对症下药。酒还没喝完，等喝完把酒瓶还你。羊皮罩衣暖和，但经常穿和我身份不配，打算穿一阵子，等顶过寒冬后晒一晒还你。西兴（地名）抬轿子的脚夫常说：风（也势利眼），在戴老爷家过夏，却在我家过冬。）
说起张、徐两家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两家原来都是绍兴城内富裕的市民，并且都有经商的传统。徐家发达较早，徐渭的父辈就已成为中级官僚，但衰落也快，到徐渭这一代就再也没有人做官，并且越来越穷；张家则从张天复开始不断上升，后来成为绍兴城内的巨室。张岱(张元忭曾孙，明末著名散文家)的《陶庵梦忆》等书中所叙其家庭生活情况，那种奢靡程度是令人咋舌的。总之，在万历八年，徐渭和张元忭(张天复已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他们的关系，反映了明代市民阶层的分化。
从徐渭来说，他一生坎坷，怀才不遇，又屡遭官僚的欺辱，思想便往异端方向发展，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道德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任诞放浪，自称“纵疏不为儒缚”。张元忭本来与徐渭在思想情趣上颇有投合之处，但待到中了状元，选了翰林(这是当时政治上最有前途的职务)，便把原有的非正统的东西收束起来，使自己成为恪守礼法、坚定地维护封建传统的正人君子。徐渭在北京交往甚杂，行为放浪，张元忭看不顺眼，常“引以礼法”，要他循规蹈矩，这就造成双方的激烈冲突乃至最后决裂。徐渭后来甚至对张元忭的儿子张汝霖说：“我在牢中很好，你老子把我弄出来，反而误了我！”
写这信时，徐渭与张元忭的矛盾显然已经很深。它用幽默的语调，从骨子里透出一股辛辣的傲气。酒喝了，总不能剖开肚子追索，但酒瓮仍旧还你；羊羔皮的短袖衣，不是穷人日常的衣服，等天暖晒过，仍旧退还。这话说得好像不近情理。但徐渭不是没有接受过别人的赠与，两年前在宣府作客时，光貂皮他就收下了十几条。问题在于彼此是否以真诚的朋友关系相待。既然张元忭向他显示了双方地位的区别，并且不能容忍他的个人生活态度，那么，他决不肯领对方的情。那种纯属礼节的赠与，在徐渭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最后一句似乎是笑话，其实是更严厉更明白的表示。在世交的关系上，他是张元忭的长辈；从个人恩怨来说，张元忭又救过他的命，许多话都不好说。所以徐渭就借了一句笑话，转个弯称对方为“老爷”，而自比为“西兴脚子”(西兴是杭州地名，近有渡口，脚子即挑夫)，表示：咱们贵自贵，贱自贱，穷自穷，富自富，不必鬼混一气！这是拿幽默作间接的攻击。明代小品的发达，与这种表达态度有密切的关系。
顺带再说一桩趣事：过了几十年，张家的后代精英张岱，却成了徐文长迷，不仅专学徐渭的诗，还费力出钱，将徐渭散佚的诗文编成一部《徐文长逸稿》刻印出来，也可算是徐氏功臣。在文学关系上，徐渭是晚明文学的先驱，张岱则可称为它的殿军。张、徐两家的恩恩怨怨，真难一言道尽。
朱之瑜《与三好安宅》
奉上粗布棉衣二件，聊以御寒而已。以足下狷洁，不敢以细帛污清节也。诸面谈，不一。(给您送上粗布丝棉衣两件（奉上粗布棉衣二件），可以用来御寒（聊以御寒而已）。你是个洁身自好的君子（以足下狷洁），所以不敢送精细的织品（不敢细帛），以免玷污先生您清白的节操（污清节也）。其他的事面谈（诸面谈），在此我就不详说了（不一）。)
朱之瑜，明末学者、教育家，号舜水，明代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明末贡生。清兵南下江南后，朱之瑜积极从事抗清斗争，参加抗清复明活动，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朱之瑜看到清政权日趋坚固，复明无望，为了保全民族气节，毅然辞别国土，弃离故乡，东渡定居日本，流亡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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