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逆旅小子（清）方苞
(2023-08-09 11:33:25)
《逆旅小子》是清代文学家方苞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散文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不仅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表现作者对百姓的同情，而且对官吏玩忽职守表示了不满。方苞主张为官应该能除民众的疾苦，否则同贪官污吏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官吏不能尽职，朝廷就应严加督查。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叙事脉络清楚，文笔洗练冷峻。
逆旅小子1
戊戌秋九月，余归自塞上，宿石槽3。逆旅小子形苦羸4，敞布单衣5，不袜不履，而主人挞击之甚猛，泣甚悲。叩之东西家，曰“是其兄之孤也6。有田一区，畜产什器粗具7，恐孺子长而与之分，故不恤其寒饥而苦役之；夜则闭之户外，严风起8，弗活矣。”余至京师，再书告京兆尹9，宜檄县捕诘，俾乡邻保任而后释之10。（戊戌年秋九月，我从塞上回京师，在石槽过夜。旅店的小男孩身体瘦弱可怜，穿着破布单衣，没有鞋袜穿，而店主人很凶狠地用鞭子抽打他，小孩儿哭得很凄惨。问左右邻居人家，他们说：“这是店主人的哥哥留下的孤儿。他们有一小块田地，牲口农具生活用品大体都具备，店主人怕这小孩儿长大了和他分家产，所以不管他受冷挨饿，只差遣他干苦活。夜里就把他关在门外，寒风一刮，就活不成了。”我到了京师，两次写信告诉京兆尹说：“应该下文叫县里将店主人捉拿审问，让乡邻担保他以后对小男孩好，然后再放他。”1.逆旅小子：客店里的小男孩。逆旅：客店。逆：迎。迎客之所谓逆旅，即客店。3.石槽：在清京兆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县）西北三十里，此处有清代行宫。4.羸（léi）：瘦弱。5.敞：敞着，意义为穿着6.其兄之孤：店主之兄死后留下的孤儿。孤，父亲去世者为孤。7.粗具：大体具备。8.严风：寒风。9.京兆尹：京师地区的长官。尹，地方行政长官。10.保任：担保。）
逾岁四月，复过此里，人曰：“孺子果以是冬死，而某亦暴死，其妻子、田宅、畜物皆为他人有矣。”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第二年四月，我再次路过这里，乡里人说：“那小男孩果然在那一年冬天死去了，店主人也突然死了，他的妻子儿女、田地房屋、牲口财物都归别人所有了。”我问他们：“县里官吏曾经训斥审问过店主人吗？”那却还没有。)
昔先王以道明民，犹恐顽者不喻，故“以乡八刑纠万民”11，其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12，则刑随之，而五家相保，有罪奇邪则相及，所以闭其涂，使民无由动于邪恶也。（从前先王用道义开导百姓，还担心愚顽的人不明白，所以用“乡八刑”来督察百姓守法，对那些不孝父母，不顺从兄长，家庭不和睦，姻亲不和善，对朋友不讲信用，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的人，就按刑法给以处罚，五家相互担保，有犯奇怪邪恶罪行的，便五家都牵连到，以此来堵住百姓犯罪的途径，使百姓无从产生邪恶念头。11.“以乡八刑纠万民”：见于《周礼·地官大司徒》。乡八刑：周代实行于地方上的刑法。周制以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八刑，对不孝、不悌、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乱民等八种行为的刑罚。12.不弟（ti）：不顺从兄长。第，同“悌”。睦：亲于家族。不姻，做媳妇不和夫家和好。不任：朋友间不讲信用。不恤：见别人有危难不帮助。）管子之法13，则自乡师以至什伍之长14，转相督察，而罪皆及于所司。盖周公所虑者，民俗之偷而已，至管子而又患吏情之遁焉15，此可以观世变矣。
(管子的法制，则是从乡师到什伍的负责人，互相监督，出现了犯罪的，都要追究司法官吏。原来周公所担心的，只是百姓习惯于苟且偷安。至于管子，又更担心官吏玩忽职守，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13.管子：管仲，名夷吾，春秋时齐国政治家，被齐桓公任命为卿，改革政治，加强法制，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
14.乡师：周代司徒的下属，为监察地方事务的官员。什伍：古代的一种户籍编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15.遁：玩忽职守，逃避责任。
整体赏析
在方苞散文中，这篇是清通雅洁的代表性作品。文章记叙了一个孤儿悲惨的遭遇，读来催人泣下。
文章通过对“逆旅小子”不幸遭遇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民生疾苦的一定关心和同情，对邻里的无关痛痒，不闻不问的态度的不满，对为民父母的官吏不给孤苦无告的人作主，视民命如草芥的官风的谴责，对康熙盛世外衣掩盖下吏治的某些阴暗角落的揭露，也反映了作者对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之道有一定看法。作者只用了一百余字，截取两次路过时的见闻进行叙述，首尾清楚，因果分明而又略有波澜。在叙述完孩子的遭遇后，文章似乎是略不经意地接了一句话：“叩以‘吏曾呵诘乎？’则未也。”这短短一语，貌似冷静的叙述，却将官吏漠视民情、草管人命、玩忽职守的嘴脸暴露无遗，孩子的惨死，与其说是死于叔父的虐待，毋宁说是死于官吏的昏庸。平平十字，一腔血泪，所谓春秋“义法”，一字褒贬，于此可见一斑，其用笔的简洁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正是最能体现桐城古文特色的地方。
正因为作者记叙这一事件的目的是在于针砭民风与时弊，所以在叙述结束后，进而展开议论。方苞说过：“依于理以达乎其词者，则存乎气。气也者，各称其资材，而视所学之浅深以为充歉者也。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沈潜反复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兼是三者，然后能清真古雅而言皆有物”（《进四书文选表》）。从这一原则出发，本文的议论便以六经义理为准则而展开，作者先以周礼的“乡八刑”为依据，指出古礼中以一些地方性刑罚来治理民俗的浇薄，堵塞其犯罪的道路，“使民无由动于邪恶”。管仲则进而注意到官吏的玩忽职守，逃避责任，所以还要求追究主管官员的责任，“罪皆及于所司”。文章虽未直接批评对“逆旅小子”之死负有责任的京兆尹及下属官吏，但两相对照，其意自明，文章语言既简洁，而文意又深厚。这既是唐宋古文家“熔式经诰，方轨儒门”传统的发扬，又是桐城派“清真古雅”艺术旨趣的体现。
这篇散文记叙中穿插议论，叙事脉络清楚，文笔洗练冷峻。
名家点评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许结《方苞姚鼐集》：“该文小中见大，用‘严重有生色’评价，也是非常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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