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焚驴志·〔金〕王若虚》
(2023-07-18 17:42:32)岁己未，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没有依靠)。镇阳帅自言忧农，督下祈雨甚急。厌禳小数（厌禳：祈祷解除灾难。小数：小法术。），靡不为之，竟无验。既久，怪诬之说兴。适民家有产白驴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众万以附。帅闻，以为然，命亟取，将焚之。(金章宗承安四年，河里无水，远近各地的禾稼都枯焦了，人民不知如何是好。地方的长官镇阳帅就非常关心农民，急着命令下属找人祈雨。厌禳巫术，试了好几次，最终没有应验。久久一段时间，诡怪的说法就兴起了。恰逢有一民众家产了一头白驴，就说：“旱灾的原因是这样的，云正聚集时，驴则抬头发出声音，云就飘散不留。如果白驴不死，旱灾是止不了的。”一个人臆测提倡，许多人就开始附和这个说法。镇阳帅听到了，就觉得事情是这样的，就立即命令把白驴抓回，将它烧死。)
驴见梦于府之属某曰：“冤哉焚也！天祸流行，民自罹之，吾何预焉？吾生不幸为异类，又不幸堕于畜兽。乘负驾驭，惟人所命；驱叱鞭箠，亦惟所加。劳辱以终，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岂其所知，而欲寘（置）斯酷欤？孰诬我者，而帅从之！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白驴托梦于帅府的僚属某人，说：“焚烧我是冤枉的啊！天灾的流行，人民和自己受害其中，和我有何相干呢？我生为不幸于禽兽，又不幸堕落于人的牲畜。载运货物被人驾驶，都听人们的命令；驾驭斥责，是一直在增加。劳苦羞辱到死，我是如此的尽本分。若是旱灾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知道是我引起，而要把我置于此酷刑之下吗？是谁诬赖在我这，而镇阳帅听从的？祸害关乎天象，也关乎人类，人为而可以求人，而天象则可以弃之不顾，听其自然啊。）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言出而雨；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师兴而雨；汉旱，卜式请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商汤得天下时，大旱五年，汤以身祷于桑山之林，天于是下雨。卫人想攻伐刑国，正逢大旱。卜有事求于山川，不能解决。宁庄子说向天控诉刑国没有道理，天就降雨。汉武帝时天旱，卜式以为桑弘羊推行盐酒专卖政策，遭致民怨，是以天旱，请求武帝烹弘羊。唐文宗时郑注专权，巫陷宋申锡等人；遭大旱，文宗求致雨之术，于是李中敏上书说：‘今天能下雨的方法，莫过于斩郑注，而洗雪申锡的清白’。拯救旱灾的方法这么多，何不沿用这些方法呢？）求之不得，无所归咎，则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嘻，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吾子，其属也，敢私以诉”。（求而不得，就没有什么好追究的，则问题是在于天，去委托他而已。不求于人，不求于天，以没有根据的说法，来指责我的过失。唉，其实不是这样的！令巫师曝晒于太阳下请求驱逐旱神，已经试过了，今日还要烧我，那岂不是重复没有用处的事吗？杀我而有利于人类，我何不为求雨之事一死呢？如果没有达成，难道不是以这件事情增加了恶事吗？滥杀，是不仁的；轻言相信，是没有智慧的；不仁不智，是镇阳帅任意取舍的吗？你啊，是他的属下，所以我冒昧私下向你倾诉。”）
某谢而觉，请诸帅而释之。人情初不怿也。未几而雨，则弥月不解，潦溢伤禾，岁卒以空。人无复议驴。（梦到的属下道歉之后立即清醒，请求镇阳帅将白驴释放。起初人们不能谅解也不高兴将白驴释放。过了不久就下起雨来，而满一个月不停，水灾损伤的人民的农作物，没有收获。人们不再讨论白驴的事情了。）
——《滹南遗老集》
这篇寓言小品，托物兴讽，形象生动，对比突出，讪刺尖锐。白驴托梦是全文主体。通过驴的自述，作者勾画出一个鲜明的动物形象，寄寓了对现实的不满，对世情的激愤，对执权要者的鄙薄。梦中陈词，转折深入。先鸣冤：“冤哉焚也！”一声愤怒的呼喊后，著十二字说明民罹天祸，与其无干，结论明确，出语爽捷，适足震动帅府僚属。继之诉苦伐功：“乘负驾驭，惟人所命；驱叱鞭箠，亦惟所加”，仅四句便写足受苦负重，忠于职守之状。水旱灾祸有无，完全非其所知，“而欲寘斯酷欤？”以反问句对罚不当罪提出抗议。接着问罪责帅：“孰诬我哉，而帅从之！”既追究兴谤之人，又责备定罪官长，义正辞严，毫无畏葸之态。以下自“祸有存乎天”至“而谓我之愆”，分析祸因，陈说除祸之术，是白驴托梦亦全文重笔所在。白驴的精辟见解在于：“祸有存乎天，有因乎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它正确地看出，对待世间灾异，人若能加以防范或事发后迅速采取措施，则可化险情，减后果，人事是灾祸消长的决定因素。“人者可以自求”六字为全文枢纽，贯通上下。以下引典故来证实己论。述典之意，以古律今，暗含抨击。笔意冷峻。“殷之旱也，有桑林之祷”，是讲汤因天下大旱“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悦，雨乃大至”。赞扬汤勇于引咎自责，实为不满当时统治者之委过于人，嫁祸于物。“卫之旱也，为伐邢之役”，肯定卫旱时讨伐无道之邢的义举，意亦在不满于当时国多无道之行。引二典为明一意，即希望最高统治者在灾异发生时应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汉旱，卜式请烹弘羊；唐旱，李中敏乞斩郑注。”郑注为唐文宗时奸佞，惯于诬陷忠良；桑弘羊于汉武帝时推行盐铁酒类官营专卖政策，采取了改革的进步措施，其功其过，历来有纷争，此处不论。而引此二典的含义亦很显然：灾异发生，需在人事中寻求止险弭祸的办法。引四典后，驴发一问：“救旱之术多矣，盍亦求诸是类乎？”——救止旱灾的方法多得很，何不寻求汉唐这些作法呢？这分明是借古喻今，对金朝章宗承安年间奸佞当道、弊政百端流露了愤慨。实际上是问：何不烹今日之桑弘羊、斩今日之郑注！据《金史》本纪第十一载，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五月发生旱灾，时应奉翰林文字陈载曾上疏言四事：“其一，边民苦于寇掠；其二，农民困于军须；其三，审决冤滞，一切从宽，苟纵有罪；其四，行省官员，例获厚赏，而沿边司县，曾不沾及，此亦干和气，致旱灾之所由也。”由陈载所言可窥见当时政局多么混乱，内外交困，朝野不和，民间扰扰，险象丛生。这次旱象持续月余即雨。实在是天灾并不可怕，而所畏惟人！在分析祸因，提示救止方法后，驴又说：“不求诸人，不委诸天，以无稽之言，而谓我之愆。”对委过于人的执政者发出愤怒指斥，这是驴愤激情绪的高潮，一个反抗的形象勃然而立。再下则指陈后果，白驴指出发生灾异而委过于物，这是愚蠢的，既会益恶，又会贬己。“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兹无乃复甚？”这是指出焚驴祈雨比其他厌禳小数更为愚妄可笑。“杀我而有利于人，吾何爱一死？如其未也，焉用为是以益恶？”着一假设，再一推断，指出焚驴只能助长怪诬之说，助长臆倡之言。“滥杀不仁，轻信不智，不仁不智，帅胡取焉？”以斩截急速的语调，警告镇阳帅不要自取恶名。最后提出要求，寄希望于僚属陈情。
寓言小品，一般都在生动的物类形象中寄寓作者的思考和理念。柳宗元笔下一麋一鼠一驴诸等，或讽恃宠骄纵者丧身，仗势胡为者毙命，或刺外强中干者下场可悲，攀高负重追名逐禄者丑恶可耻，都在讽刺物类所象征的人情。此文赋驴以正面形象的特点，寓意似更积极。驴勉力“乘负驾驭”，任人“驱叱鞭箠”，劳辱终身，很容易使读者想起牲口一般穷年辛苦的农夫。他们“才了蚕桑又插田”，“……浚河才了又修城。挑泥锹无休日，失业妻儿有叹声。”他们不遑寝处，流血流汗。然而不同的是，白驴远非忍泪吞声、甘受宰割之辈。它敢于向府衙僚属陈情，凭心而诉；敢于分析人世祸因，敢于征古证今，暗示斩却人间奸佞；它敢于唐突一方大帅，斥其不智不仁，警告他不要委过无辜而益恶招尤，透出一股桀骜不驯的反抗精神。它甚至声言，“杀我而有利于人”便不吝一死，表现出敢于牺牲的献身精神。这是正直敢为、有胆有识的人的象征，包含着作者为受欺压者鸣不平，愤激于世道昏暗的战斗意向。
文章对比手法运用突出。为了勾画白驴形象，注意将白驴与帅比照，堂堂镇阳帅在“河朔大旱，远迩焦然无主赖”的情况下，他毫不考虑勤政爱民以减轻旱象后果，只是“督下祈雨甚急”，愚妄之甚而“自言忧农”；“厌禳小数，靡不为之”，尸位素餐，面目可憎；既而又轻信怪诬之说，“命亟取”白驴“将焚之”，把一场自然灾害的解除，寄托在杀害无辜之上，何其粗蠢无知。作为封建社会的一方之长，就是这样的昏庸，这个形象有极大的概括性。又，驴与众人比，驴之险遭焚杀，全为“一人臆倡，众万以附”，“云方兴，驴辄仰号之，云辄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久旱之中忽见云兴，驴异而仰号，物之常情；愚人妄测，实为荒唐。而尤为危险的是“众万以附”，万口一词便形成强大压力，将置驴于死地。而驴被释后，“人情初不怿也”，众犹顽固不化；在雨潦伤禾的事实面前，才“人无复议驴”。这样写，深刺了无知妄测、人云亦云的可惊可骇。与两种人相比，驴便愈益显得卓然挺立，胆识可佩。驴向被视为蠢物，如柳宗元笔下之黔驴。此文则在物形象征上，作了翻案笔墨。一方之帅也好，衙门佐吏也好，一倡万和的众人也好，他们原来与蠢笨的驴还相去千里。“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王若虚《论诗诗》)。这篇正是作者的自得之文。它好在既无雕琢过甚处，又深含意旨；既无经营过深处，又“辞达理顺，无可瑕疵”(王若虚《滹南诗话》)。通篇比照鲜明，物象突出，讥刺深刻。正如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评价晚唐皮、陆小品所言，我们可以说《焚驴志》是金元时期“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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