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董思白书·〔明〕袁宏道》
(2023-07-18 15:08:21)中郎是学识宏富、交游广泛的人,当他从董其昌处借得《金瓶梅》,初读之下即感到十分诧异:“《金瓶梅》从何得来?”可见在这之前他对这部奇书还一无所知,问语中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惊喜。进而他又情不自禁地赞叹这部奇书非凡的艺术魅力:“伏枕略观”,即觉如云蒸霞蔚,美不胜收,使自己这个长期卧病之人有霍然病愈之感,这种神奇的鉴赏效应,远远胜过当年枚乘的《七发》。汉代枚乘的《七发》写楚太子患病,吴客去探问,逐次叙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观涛、论道等七事,指出腐朽的享乐生活的弊害,最后以“要言妙道”使楚太子“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中郎以《金瓶梅》与《七发》相比,也许他已看出《金瓶梅》含有某种讽世之意吧。他把世所公认的汉代名文与当时尚不被人知而又不登正统文学之堂的小说相提并论,且竟认为前者不如后者,充分显示了这位“公安派”首领倡性灵、反僵化的文学主张以及独特的鉴赏眼光。10年后,中郎又在《觞政》中称《金瓶梅》为“逸典”,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汉书》、李白、杜甫等并提,这种异乎寻常的推许,说明在《金瓶梅》问世之初,中郎即已敏锐地看出这部书的重大价值,他真不愧为《金瓶梅》的知己了。
“后段在何处”云云,说明中郎当时看到的《金瓶梅》只有前半部,他渴欲一睹全豹,且要抄录珍藏,故急切向董其昌探问。可惜现在我们看不到董其昌的回信,不然对于这部奇书的来历也许可以知道得多一点。
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以书画负重名,但居乡豪横,为乡人所愤。《骨董琐记》谓其“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他之所以收藏《金瓶梅》,也许意不在文学鉴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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