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王安石《上人书》
(2023-06-30 08:26:58)
《上人书》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创作的一篇书信，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章把文和辞分开来讲，文指作文的本意，辞指篇章之美。作者的本意在于明道，而所谓道，则是可以施之于实用的经世之学。既然文以实用为主，因此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作者明确指出必须重视内容。王安石认为古文家虽然夸谈文以明道，但其真实的的心得，则在文不在道。全文开门见山，简洁刚劲，说理透彻，语言精炼。
尝谓文者，礼教、政治云尔。其书诸策而传之人，大体归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云者，徒谓辞之不可以已也，非圣人作文之本意也。
译： 我曾经说过，文章是推行礼教、政治的工具。那些写在书策上而在人群中传阅的文章，大体都属于这一类。古书上说：“语言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很远”，这只是表明修辞技巧不可以不讲究，但这不是圣人写文章的本意。
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
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然其文卒配韩以传，亦豪杰可畏者也。
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
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诸左右逢其原。”
独谓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为本，以刻缕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学文久，数挟此说以自治。始欲书之策而传之人，其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其为是非邪？未能定也。执事，正人也，不事阿其所好者。书杂文十篇献左右，愿赐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是王安石呈给某人的书信。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王安石有《上张太博书》，云“谨书所为原、说、志、序、书词凡十篇献左右”。《临川先生文集》中，此篇列《上张太博书》之后，云“试于事者，则有待矣”，可见当为早年之作；又云“书杂文十篇献左右”，疑与《上张太博书》作于相近的时间里。
【礼教】：礼制、教化。【策】：简策，这里指书本。【归然】：归于这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章没有文采，就不会流传很远。文，文采；行，流传。
译：自从孔子去世很久以后，韩愈出现了，他继承千百年前圣人的道统，是非常卓越的。【韩子】：韩愈。【望圣人于百千年中】：望，继承道统。
译：唯有柳宗元的名声与韩愈并列。柳宗元虽然比不上韩愈。但他的文章终于可以跟韩愈的文章一起流传后世，亦是值得敬重的豪杰。
【子厚】：柳宗元。与韩愈齐名，并称韩、柳。
译：韩愈曾经告诉别人如何写文章，说是应该怎样怎样写，柳宗元也说怎样怎样写。我怀疑他们二人，仅仅是教给人们修辞技巧而已，而写文章的本来目的，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云云】：如此，如此。【不如是其已也】：已，结束，罢了。
译：孟子说：“君子期望通过主观努力而学有心得；学有心得，就能够牢固掌握；牢固掌握，就能够积累深厚；积累深厚，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孟子说，君子通过一定的方法加深造诣，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自得之，则居之安;】：自己有所收获，就希望掌握得牢固。【居之安，则资之深】：掌握得牢固，就能够积累深厚。【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积累深厚，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所以，君子总是希望自己有所收获。
译：孟子的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写文章，而且也可以用来说明写文章的本来目的。
译：况且，所谓文章，务必做到有益于人世就行了；所谓的修辞技巧，就好像器皿上有雕刻的花纹、描绘的图画。【刻镂绘画】：金玉之器雕刻的花纹，陶瓷之器描绘的图画。
译：器物精巧华丽，却不一定适用；而器物适用，也不一定精巧华丽。
译：总而言之，器物以适用为根本，而以雕刻绘画为其容表装饰罢了。如果不适用，器物就不成其为器物了；而欠缺修饰，难道也是这样吗？不是的，然而，容表装饰也不可以不要，只是不能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译：我学习写文章已经很长时间了，经常以这些论点要求自己。先前就想写在书本上给人传阅，至于运用在实践中的成就，便有待于将来了。这些观点是至还是错？我未能予以判定。阁下是正直人士，不会去奉承附和别人的喜好。我抄与杂文十篇送给您，希望能赐教，使我能够判定它的是非。【治】：约束，要求。【执事】：古代书信中对收信人的尊称。【左右】：对对方的尊称。
文学赏析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
名家点评
明代军事家、散文家唐顺之：“半山文字，其长在道紧。”（《唐宋八大家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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