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他认为统治者首先要对百姓进行德治和教化，如果社会人文教化没有施行，民众就不会走上正道。因为百姓的本性是求名逐利，如果不用教化作为堤防来限制他们，人性中的贪欲就会像洪水一样决堤而出，是禁止不住的。所以，只有施行社会人文教化，人性中的贪欲和奸邪之念才可能受到节制。如果社会丧失了人文教化，那么，奸邪和贪欲就会同时出现，单靠刑罚是控制不了的。因此，凡是圣明之君他们虽然身居尊位，但没有一个君王不把社会人文教化当作一件大事来看待。

董仲舒在阐述了社会人文教化的重要性后，进一步阐明社会人文教化的源头在于为政者自身，为政者自身首先要做到清正廉洁，以身垂范万民，才能让社会人文教化得到顺利推行，否则，上梁不正，下梁肯定就歪了。他又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汉书·董仲舒传》）如果为政者能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互相影响，形成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那么，天下民众也就会在潜移默化中端正自己的行为。这样，社会风气就会纯正，民风就会纯朴，贪婪和歪风邪气就不会充塞天地之间。天地之间就会阴阳调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国泰民安，天下也就和谐稳定了。

董仲舒在社会人文教化中，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本，刑罚只能作为辅助的工具。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春秋繁露·精华》）意为只有把“德化”和“刑罚”二者有机结合，用“德化”来改变民心，使民心从善；用“刑罚”来惩恶威摄民众，使民众心里产生畏惧，这才是社会人文教化的最高境界。因为教化为本，刑罚为辅，二者相互顺应。如果纵容奸邪，冤枉善良；恶人上公堂，善人下监狱，那么“德化”与“刑罚”就不能相互顺应，这就说明社会人文教化出现问题。所以，董仲舒主张“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进一步说明了为政者只有以社会人文教化为本，以刑罚为辅，才能真正实现仁政德治的政治目标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