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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名正则言顺，词为艳科，这是名正；既然是艳科，就应该男欢女爱、歌舞升平，这是言顺。所以说，那些慷慨悲歌虽然也有好作品，但那不是词的正根，而是变体，比如苏轼、辛弃疾，皆属此类。
所以雅好填词的人总想要为词翻案，尤其在清代，朱彝尊、纳兰性德都做过这样的事。翻案各有各的理路，刘熙载的理路最是特别，他说词是从唐代发端的，李白《忆秦娥》是何等的声情悲壮，只是到了晚唐、五代，词才变得婉约了，直到苏轼的出现才追复了李白的古风。后人论词，都说苏词是变体，却不知晚唐、五代的词才是变体。
这样的翻案文章其实站不住脚，但是，正如张惠言的词论一样，略嫌荒谬的结论却产生了很积极的影响。尤其刘熙载力捧稼轩词，标榜英雄本色，给词坛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
为了推尊词体，刘熙载标举宋代词人的两则范例，一是张元幹作《贺新郎》送别胡铨，为此触怒权贵，旋遭罢黜；二是张孝祥在建康留守席上作《六州歌头》，使张浚为之罢席。两例皆可说明词在“兴、观、群、怨”的文学传统上丝毫不逊于诗。（《艺概·词曲概》）
张元幹与胡铨事件的大致经过是：当时秦桧专权，高倡宋金和议，而胡铨是坚定的主战派，激愤之下向宋高宗上书请剑，声称必杀秦桧；秦桧自然受不到任何折损，胡铨毫无悬念地被贬出朝廷。历来凡有官员遭贬，同僚好友总要有一场饯行仪式，但这一次人人畏惧秦桧的淫威，对胡铨避之唯恐不及；十里长亭上，送别者竟只有张元幹一人。历朝历代的官场人情，都可以用汤显祖“闻道辽阳生窜日，无人敢作送行诗”一语说尽。（这是显祖前去南京赴任的途中所写《题东光驿壁是刘侍御台绝命处》。当时，汤显祖路过河北东光县，看到驿站的墙壁上题着不少纪念御史刘台的诗。刘台曾经上疏弹劾张居正被抓捕下狱，流放广西，半路在东光县的驿站抱病身亡。张居正死后，人们路过东光，纷纷在驿站墙壁上题诗表示哀悼。汤显祖讽刺的是这些表示哀悼的人。刘台生前被放逐的时候，你们别说为他送行了，有几个人敢写送行诗？）张元幹这首《贺新郎》却是为胡铨所作的临别赠言，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这是宋词里的名篇，“梦绕神州路”起笔便壮阔，全篇读下来，扑面有燕赵豪侠气概。写这样的词，何止需要文采，更需要悍不畏死的勇气。张元幹正是这般高调表态，亲手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桯史》）
张孝祥与张浚的故事也有同样一番豪情。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倾国南下，直趋长江北岸，不想在采石矶渡江时被虞允文击溃。当时金国内部危机四伏，一场败仗便促发了后方的政变，完颜亮死于内讧，金国息兵罢战，重新与南宋议和。南宋主战派名臣张浚奉诏留守建康，北伐大业似乎露出了一线光明，而和议的声音竟然疯狂地在朝廷中弥漫。翌年，张孝祥随高宗赴建康，在张浚的筵席上即席创作了这首《六州歌头》：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
念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时光荏苒中，北伐事业一年年沦为泡影，中原大地的宋朝故老一年年在希望中绝望下去，盼不到王师的旌旗，只见到议和的使者南来北往，国耻与民瘼总让人意气难平。当时待这首《六州歌头》唱罢，筵席主人张浚情再难禁，径自罢席而去。（《朝野遗记》）那么，对比前述晏殊与欧阳修的故事，词的本色到底应该以何为准呢？
这样的词，借用龚自珍的诗句来形容，正是“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若能忽然会心于其中的妙处，便能体会“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刘熙载自是慧心慧眼之人，亦自然站在张元幹与张孝祥的一边，若以这样的标准，温庭筠词倒也真的仅仅称得上“精妙绝人”了。
其实，刘熙载的文艺理论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绝不是因为他真的把握到词的本质，而是因为社会环境的悄然变迁：南宋以后，歌唱的功能渐渐由元曲承担，词便渐渐地脱离了音乐，变成像诗一样的东西了；词的流传亦不再仰赖歌女，而是由词的作者认认真真地结集付梓，如同对待严肃的文学创作一般。词的私语化的倾向重了，原有的歌女格局自然束缚不住。
刘熙载还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文学概念：词品。词品含义较广，其中最容易为我们所理解的含义就是将作品和创作者的人品联系起来，即所谓文如其人。在《人间词话》下一章里，王国维便将借用刘熙载的词品概念继续品评五代时期的三大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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