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篇第十三:樊迟请学稼
(2020-04-13 06:26:06)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把克己复礼当成毕生事业。在孔子看来,如果为政者把精力放在生活的具体事务上,就是舍本逐末了。儒家认为社会有分工,种庄稼蔬菜等耕作之事是小老百姓的分内之事,而居官为政者则需要学习如何修身立德,重视礼、义、信。只要做好这些,百姓就会主动来归附。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于培养为政的人才,因此以“文、行、忠、信”四科为教育内容,而种田种菜等劳动生产之事不在其教育之中。
【名家品论语】
孔子坚持正名的必要性,不仅是期望建立名分与位阶皆上轨道的社会秩序,且希望言行之间能相一致,如用更具哲学性的语言表达,也可说是期望名实之间能相符合。在儒家思想,甚或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里,此种观点一直是不变的主旨。——陈荣捷《孔子的人文主义》
【华杉详解】
种粮种菜孔子会不会呢?当然会,孔子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小时候家里穷,啥粗活都会干。若是换一个师父,可能兴致勃勃表演一番。就像我们现在好多领导老板,都喜欢展示自己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还会干粗活,再能玩一件两件乐器,总之是全知全能,多才多艺。你只要一展示,别人肯定比你差,游泳没人敢游你前面,踢球全是你射门进球,拉琴整个交响乐团都给你伴奏,有意思吗?孔子不秀这个,他自己聚焦,也要弟子们聚焦,来老师这里,是学道德学问,讨论种粮种菜干啥?前面《泰伯篇》,孔子还说过:“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是具体礼仪程序的事,孔子是专讲礼仪的,但具体仪式程序都不是他关注的重点,说那是有司,是礼宾司的事儿,他怎会跟你讲种粮种菜?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碰了钉子,出去了,孔子还不解恨,骂他不识事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说的小人,一是说他识见小,格局小,二呢,小人是指体力劳动者。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之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小人之事,种粮种菜自食其力。樊迟问的是小人之事,那就是小人了。
同学们来跟孔老师学习,学的是成己以及物,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有志于大人之事,行义达道,以教化人民。怎么能去学种粮种菜,那不是我们来这儿学习的目的啊。我们是来学礼、义、信的。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孝经》说:“君子言思可道,行思可乐,德义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
“言思可道”,言语要谨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说得越多,信用越少。还有一点一般不太注意的,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关注点越分散,比如领导者,你最需要的是别人关注你的信义,关注你的政策,不是佩服你的各种本领。才艺展示多了,格局就小了。观众注意力分散了,话题就多了,不喜欢你的人发挥的材料也多了,还生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口水来。孔子不展示他的种粮种菜技艺,也是这道理。若弟子们兴奋地讨论老师菜种得真好,这讨论学问的工夫不就被耽误、被干扰、被稀释、被淡化了么。
“行思可乐”,就是现在说的,做事要考虑人民高兴不高兴。“德义可尊”,你的品德道义,值得人尊敬;“作事可法”,你的做事方式方法,值得人效仿;“容止可观”,你的仪表风度,令人欣赏;“进退可度”,你的一进一退,能被人引为尺度。这样,人们对你又敬又怕又爱,以你为法则来模仿你,你才是领袖,才有领导力,才能施教化,成一方之德,行一方之政令。这是领导者的礼。
“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荀子?王霸篇》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义,是基础,是根本。靠权谋,要自取灭亡;靠信用,能称霸一方,唯有仁义可以王天下。义,也是原则,是过程导向,不是结果导向,不是功利导向,如果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也不能去做,这有点类似现在“程序正义”的思想。如果领导者遵循程序正义,无论结果如何,人民没有不服的。
“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如果领导人好信用,则人民不敢隐瞒真情,不敢说假话。《国语?晋语》箕郑对文公问,讲了一个饥荒的故事: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公曰:“然则若何?”对曰:“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于是乎民知君心,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何匮之有?”
晋国闹饥荒,文公问箕郑说:用什么来救饥荒?箕郑回答说:用信用。文公问:这是饥荒啊!信用怎么救饥荒?箕郑回答说:国君之心要讲信用,名分职权上要讲信用,实施政令要讲信用,安排民事要讲信用。文公说:讲了信用又会怎样?回答说:国君之心讲信用,那善恶就不会混淆;名分职权上讲信用,那上下就不会侵犯;实施政令讲信用,那就不会误时废功;安排民事讲信用,那百姓从业就各得其所。这样一来,百姓了解国君的心,即使贫困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收藏的财物用来赈济,如同往自己家里送一样,那又怎么会穷困匮乏呢?
箕郑的回答很有意思,没有直接回答,却触及了根本问题。赈灾靠什么,靠粮食,粮食不够,就要借,不管是向外国政府借,还是向本国私人借,都要靠信用。平时有信用,这就不是问题。平时没信用,这回吸取教训,也比继续犯错强。
领导人的信用,就是人民的安全感,人无后顾之忧,就不需要用欺瞒来保护自己。所以国君讲信用,人民就讲真话。
“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做到礼、义、信,四面八方的人民,自然会把襁褓中的孩子都带着来依附,你是来学当领导的,还用你去学种庄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