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河北青年报》刊发了我们针对湖南学界对四羊方尊辩解的说辞，进行的学术答辩。

  湖南《潇湘晨报》以为用“文革”的围攻方式，就能堵住广宗人民的嘴。

 其实不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湖南方面搬出了庞大的学者团队，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提出的说辞，都不像学者，很业余。从学术文献、青铜器形制的研究方面，不堪一驳。

   因此，我们写了一篇文章，针对湖南学者四个论点，进行了答复。

   但是，由于报纸篇幅所限，我们列举的商代王室青铜尊与四羊方尊的对比照片，无法全部刊出。

   我们在这里，呈献给读者欣赏一下。即使是外行人，一眼也能看出，四羊方尊与商朝王室的青铜尊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而湖南宁乡，是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这些青铜尊的。

   据湖南学者熊建华介绍，围绕四羊方尊的出土过程和来历，国内多位专家均有研究，且一致认定其出土自宁乡的结论。值得一提的是，四羊方尊并非宁乡出土青铜器的孤例，在其周围先后出土了人面纹方鼎和大型铜铙等“国宝级”青铜器，并在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
    这位学者还指出：“如果将视野放大，在商周时代，整个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也十分发达。”熊建华说，沿长江分布的四川、陕南、江西等地均出土有大量商周青铜器，铸造精美。同时他表示，因商周时期远离中原文明，四川三星堆遗址和湖南宁乡一代“青铜器群”的来历问题也确实一直是考古界待解的难题。
 　　在熊建华看来，“四羊方尊出土河北广宗”的说法认为，宁乡在商周时期“不属商文化圈，不可能出土四羊方尊”，显然不能解释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繁荣，“如果宁乡不能出土四羊方尊，那当年比宁乡还偏远的三星堆又怎么能出土那么多精美的青铜器呢?”

     我们的答复

    我们从来没否定湖南会有3000多年前长江流域的文化层，也不能否定长江流域3000多年前创造的青铜文明。但这件四羊方尊的文化风格与宁乡那个时代的文化层显然不能吻合。

四羊方尊作为商代青铜尊的代表性器物，只要通过与相关商代青铜尊的比对研究，就能清晰辨别其出身，而决不能用这件窖藏方尊证明宁乡的文化层属于商代。

青铜尊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的青铜礼器，最早始于商代的圆尊。

羊首尊，是商代中晚期王室所用礼器。见诸于文献著录的国内外现存的这类方尊至少有近百件，其中器形类似的方尊有几十件。通过对这些青铜尊的器形、纹饰以及铸造技术的难易程度分析，这类尊，经历了由圆形，到圆口方腹，再到方口方腹的演变。

而方尊的羊首装饰，经历了从夸张变形复合兽头到具象动物造型的演变。

    这些结论在央视《国宝档案》节目中和已经出版的青铜器研究论著中。


   出土于安阳殷墟，现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宁尊、

安阳殷墟小屯180号墓出土的子渔尊（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这两件器物是由圆尊向方尊过度的代表性器形。兽头的羊角，与四羊方尊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只是铸造工艺较简单羊首采用浮雕工艺。

著录《保利藏金续》71，藏于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赓尊”，是商晚期与帝辛有关的贵族礼器。赓氏是商后期贵族，赓椃是帝辛的国相，赓氏封地在正定新城铺。这件带有赓氏铭文的尊，肩上有四尊兽首。器通高37，口径31厘米，重7.35公斤。与四羊方尊的造型具有相关性。

殷墟商晚期女军事家妇好（武丁的妻子）墓出土的 “妇好”铭方尊，是商朝王室的经典方尊，对印证四羊方尊器形演变，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妇好方尊与四羊方尊器形非常接近，棱角几乎完全一致。只是肩上的动物造型有区别，羊角造型，非常相似。

 殷墟甲骨文中记载，武丁妻妾兼女将除了妇好还有好几个，有名字的还有妇邢（阱），地位仅次于妇好，曾多次率师远征，同时管理农业和内政。她封在邢，就是今邢台、广宗一带。四羊方尊不排除与这位妇邢封地有关。

                 安阳殷墟郭家庄村西160号墓出土的亚址方尊之一。

1990年安阳郭家庄160号殷墟墓中出土亚址方尊两件，器形与四羊方尊更接近，只是腹部肩上装饰的动物为鹿和大象。但从铸造技术和造型方面来看，动物的布局、铸造技术，与四羊方尊非常接近。亚址，是商王侍卫后裔。

另外，在殷商王畿及其周围，商代羊的造型已经普遍用于青铜器的装饰。

石家庄市藁城市台西商代晚期遗址出土的羊首匕。

在藁城市台西商代遗址出土了羊首匕，是商晚期器物。

     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北地的商代晚期亚长（王室侍卫长）方卣

出土于安阳殷墟武官北地的商晚期亚矣方卣（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四角，浮雕羊首造型非常经典，早于四羊方尊羊首造型。

与四羊方尊有延续关系的商晚期青铜器，还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商代四羊瓿和藏于北京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类似的三羊瓿（分别征集于河北、河南）。瓿也是商王朝祭祀用的青铜礼器。

收藏于北京博物馆的三羊瓿，征集于河北，具体出土地点无考。

引人注目的是肩上的羊头，都是用两次铸造法铸造的，先铸成器物主体，在肩上留孔，后在孔道上搭范铸成羊首，肩上某些纹饰被羊首掩盖。这种铸造工艺和羊首龙凤纹造型，与四羊方尊几乎一致，只是器形不同而已。

通过对殷商王室及王畿周围方尊和羊首青铜器对比，可以看出四羊方尊，是在商朝晚期王室礼器尊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进，突出了羊首形象而成就的一件礼器。

这类商王朝最高贵的青铜礼器，不可能产于湖南宁乡西周“大禾”遗址，只能是商王室都城及其陪都或亲密贵族的用品。

我们没有坚持说它一定是沙丘的青铜礼器，但也没人敢说，他一定不是沙丘的礼器。

广宗的历史悠久，城北的沙丘平台遗址之下，掩埋着殷商故都，而广宗及其附近的邢台周围，是商朝王畿之地。《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建立后屡次迁都，祖乙曾迁都于邢（今邢台），后迁疪（后改名沙丘），历经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五位帝王，先后达94年。在沙丘建造了帝王的宫殿，形成了商王朝的都城，帝辛（商纣王）时“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冣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进一步增修沙丘的宫苑，营造酒池肉林，使沙丘成为奢华的帝王园林城市。而且必须继续铸造大量华丽的青铜礼器，作为帝宫的象征和帝后的实用器。在沙丘及其周边，有很多商朝王室贵族的封地，历史上发现过大量商代贵族遗址。

在广宗周边地区，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邢台葛家庄、曹演庄、南大郭、杜村、贾庄等完整的商代贵族遗址，经过考古发掘，不仅有明确的文化层，出土了陶器、骨器，也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

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河北考古重要发现》引用邢台商代附近遗址发掘报告

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河北考古重要发现》商代考古成就

邢台市葛家庄商周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带有商文化遗风的青铜鼎和青铜钺

邢台市杜村商代遗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还有编钟、青铜簋等大量青铜器。

邢台南小汪商代遗址经过科学发掘，不仅出土了商代陶器、骨器，还出土了大批青铜器。

这件邢台南小汪出土的玉匕上装饰的青铜兽首，与四羊方尊羊首造型有相似性。

                                     在河北古董市场上看到的三羊瓿。

   从这一点来看，四羊方尊与商王畿内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很难看出与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有这样的关系，与更遥远的三星堆文化，更没有族属联系。

    我们不否认，湖南宁乡一带可能会有相当于商代的铸造技术，也可能出土早期青铜器，但像四羊方尊这样高规格的带有明显商王室风格的青铜礼器，似乎很难与湖南青铜器有关。  

   从这个角度审视四羊方尊的原始族属，它应是从黄河流域商文化圈，带到湖南的匆匆掩埋的“窖藏”，而绝非湖南原始族属的产物。

   至于民国广宗县长姜榓荣，是否真的为了保护文物，从广宗县带走的方尊给予掩埋。广宗县学界绝非空穴来风，相关证据仍在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