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本刊自8月14日起，分20期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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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本刊《曾业英失误》系列文章的前面十四期，已经分别从十多个方面，以铁的事实，证明了曾业英先生所谓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全部不能成立。按理说，《曾业英失误》系列文章到此也该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了。但是，曾先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还是一个典型的“半垃子工程”，还有大量该做的重要作业未及进行。曾先生还只是摸到大象的尾巴，连大象的腿、大象的耳朵、大象的鼻子、大象的嘴巴和大象的身子统统都还没有摸到，就急不可待地断言得出了“八九不离十”的结论，当然是过于天真，过于浮躁，也过于武断了。

既然曾先生也认为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问题”，那么，就决不可草草了事。因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负责、对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也对曾先生负责，笔者觉得有责任和义务，不吝为曾先生把击椎生是谁的问题这头“大象”的一些重要部位略为指点一二，以便曾先生再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去摸一摸，并得出合情合理的、令人信服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来，以使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在接下来的五期中，笔者将为曾先生指点其必须完成的五道作业，以避免造成更多的失误。今天，先讲“以偏概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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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不仅是一位爱国将军，还是一位爱国诗人

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作20余首，这是击椎生作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先生在文章中曾断言：“以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对照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不难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我们不难发现，在曾文中，曾先生确实将唐璆的“文”与击椎生的“文”作了一番“对照”。虽然在“对照”的过程之中，方法失当，漏洞很多，错误不少，所得出的“不难发现”的结论不仅不能服人，还暴露了其不少严重失误，但最起码也还是做了形式，走了过场。然而，曾先生对他们两人的“诗”所作的“对照”在哪里呢？怎么竟然连个形式也不做，过场也不走就以偏概全，直接得出两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结论来了呢？

众所周知，蔡锷不仅是军人，还是诗人；不仅文章写得好，诗也作得漂亮。曾先生所编的《蔡松坡集》和《蔡锷集》虽然错误不少、遗漏很多，不也收录了大量蔡锷的诗作吗？

例如，1905年春，时任湖南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的蔡锷到长沙著名风景区岳麓山一游，即成《登岳麓山》绝句一首，以诗言志，大有廓清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

又如，1916年2月，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护国战场，时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仍然诗兴大发，一气呵成《军中杂诗二首》。

      其一云：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艰险最难平。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

　　其二云：

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

既然曾先生熟悉蔡锷的诗，难道就没有发现，蔡锷以奋翮生为别号（笔名）作于1900年的《杂感十首》（详见下图一）与1907年11月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杂感十首》（详见下图二），无论从题名、形式还是风格上看，才是真正的“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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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议报》第六十一册，19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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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第拾号，1907年11月

既然曾先生断言，“以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对照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不难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为何对于击椎生诗与唐璆诗的“对照”工作，连个形式也不做，过场也不走，就断定其“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呢？是曾先生在操觚之中忘记了呢？还是有意回避呢？笔者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曾先生声称要“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和历史负责”，还在文章中不断地拿击椎生的这些诗作来“说事”，并得出了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结论”，难道能够对击椎生的诗作这样一个其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视而不见吗？难道不应该将唐璆与击椎生诗作进行认真的“对照”和分析，并得出其“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结论来吗？

所以，曾先生既有历史责任不能忘记这个问题，更有现实责任补上这些功课，把这个问题彻底弄清楚，将唐璆与击椎生两人的诗作进行认真的“对照”，并将“对照”的内容和得出的结论公诸于众，让广大读者看看唐璆与击椎生两人的诗作在风格上、形式上、内容上究竟是怎样的“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否则，曾先生岂不是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不负责任与不公”？！（未完待续）

　（摘自邓江祁教授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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