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十四：方法失当
(2017-09-05 08:13:50) | 分类： 争鸣 |
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本刊自8月14日起，分20期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曾先生虽然试图通过对唐璆和击椎生文章的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同点，进而证明它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但实践证明，曾先生所谓的比较不仅不成功，反而暴露了其多方面的失误。其原因在于曾先生的方法不科学、不合理。他不是全面、细致、深入地进行比较两人文章，而是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发现”一些片言只语，进而通过联想和推导，以求一逞之上。其效果必然是适得其反。值得指出的是，曾先生的上述努力虽然因其方法失当而导致论证失败，但他通过对唐、击两人文章的比较，以证明唐、击是否为同一人的思路也不无可取之处。在此，笔者不妨班门弄斧，照曾先生的思路，以全面、细致、深入的比较方法进行一试，看看其结果如何吧。
曾先生应当知道，唐璆在1907年3月31日出版的《云南》杂志第五号发表了《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而击椎生自1907年2月13日在《云南》杂志第四号起开始连载的《云南外交之失败与挽回》一文，也恰好与唐璆的文章同时现身《云南》杂志第五号（详见下三图）。因此，拿唐璆与击椎生针对同一问题，在同一时期、同一杂志上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来进行全面、深入的对照、比较，进而证明其是否为同一人所为，岂不比曾先生的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更为扎实可靠，更具说服力吗？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只要认真读过这两篇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却存在诸多明显的不同和差距。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来源：《云南》杂志第五号
来源：《云南》杂志第五号
来源：《云南》杂志第五号
一是对于列强侵略云南的认识和揭露的程度大为不同。击椎生的文章中不仅揭露列强在铁路、矿产方面对云南的侵略，而且还陆续详细地揭露了列强在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侵略（详见下四图）。而唐璆在文章中对于列强侵略云南，只是认识到，“今法人铁路，直贯滇省；七府矿产，归其掌握”，只字未涉及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问题。直到一年之后的1908年6月，唐璆不仅在《筹滇》第1号上发表的为新成立的筹滇协会所起草的《筹滇协会发起意见书》一文中提到该会应实行之事、救滇之本只是“（云南）矿产如何采掘，实业如何振兴，铁路如何举办”，而且其再次在《筹滇》第1号上发表的《救云南以救中国》一文中，对于云南商埠、民政、邮政、货币等方面的问题仍旧只字未提。
来源：《云南》杂志第七号
来源：《云南》杂志第九号
来源：《云南》杂志第十号
来源：《云南》杂志第拾贰号
二是对云南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大为不同。唐璆认为，云南被列强侵略，其原因很简单，就是“政府放失其责任”，“不能保土地人民权利”。“使政府与长官而真可恃，则云南何至有今日也?”而击椎生则认为云南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府不知处置保护国（安南、缅甸）”的远因，也有“各国诱我以外债，……而一时矿权、路权、兵权、财政、行政等权悉入外人之手”，以致云南“数年前堕入英法占领之范围圈内”的诱因，还有英、法分别侵占缅甸、安南后竞相侵略云南的近因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三是解决云南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大为不同。唐璆认为，“今欲为亡羊补牢之计，所以要求政府者无他，速简廉干之长官，合全国之力，大修战备，以对法人，保全云南而已。……虽然，大修战备以练兵，固为救云南之要策，此权操于政府，而执行者在长官也。我国民惟要求与赞助而已。若我国民之力所能，为义务所尽者，有四事焉：一曰广兴教育；二曰广兴实业；三曰行地方自治团体；四曰联合各省，集股以修铁路。”其中，对于兴办实业，唐璆认为，“云南宜广交通集股于各省，各省亦宜助资本于云南，则公司可成，而实业可兴。”至于铁路，唐璆认为“就云南而筹之：北路通四川，曰滇川铁路；东路通广西，曰滇桂铁路；中路通湖南，曰滇湘铁路。就三路较之，尤以滇湘铁路为尤急”。“若滇湘铁路不修，无论经济竞争，军事竞争，必归劣败，云南终不能救”。而击椎生则侧重于运用国际法原理，条分缕析地揭露英、法两国违背与中方签订的条约和违反国际公法的事实，主张清政府与英、法谈判废约，收回被列强抢夺的利权。在铁路方面，击椎生分别提出治标和治本两策。就治标之策而言，一方面云南要设保护铁道及巡防各队，认真训练，期有实力，以备将来之战争；另一方面由外商部照会法国公使订定保护铁路的条约。就治本之策而言，击椎生提出要鼓舞民气收回滇越之路权。他认为，要达此目的，必有三个方面的准备：第一，要做好谈判废约的准备。二，要做好自办铁路的准备，并主张自筹经费修筑云南铁路。第三，要做好武力夺回路权的准备。在云南矿产方面，击椎生运用英、美法律知识详细剖析了隆兴公司的章程，认为该章程“以法律论之，则一契约也。以事实论之，则一特权也”，“就万国通例言，凡一国之特权，无论许与本国人或外国人，其给与及撤回等事，均为内政主权之作用，非他国所得预闻。即以契约论之，英法政府，亦不得干预”，这样中国政府就有废约的理由。因此，他主张清政府废除隆兴公司的矿务章程，收回云南矿产权，并希望滇民“尽力而为”，同时“借外省他山之助”筹集资金，自主开发云南矿产，使“利源不外溢也”。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对于云南问题的认识，还是对云南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以及解决云南问题办法的提出，唐璆与击椎生的看法、观点和主张都是迥然不同的。唐璆的较为粗浅、简单，击椎生的则更为深刻、全面。而两者根本不同的是，击椎生在文章中始终依据国际公法来展开论述、据“法”力争，而唐璆在文章中则始终对国际公法只字未提。
这样一来，曾先生还“仍可认定这个在
《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吗？（未完待续）
（摘自邓江祁教授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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