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书话东西文学》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台湾辅仁大学英国文学硕士李奭学先生多年来陆续发表的三十多篇书评结集，作品中所评介的书籍，均为现当代东西方文学的精华作品，主题涉及东方小说、西方小说，以及非小说，其所评价的作品既包括经典之作如《尤利西斯》，也包括当代知名作家的著名作品。从采取的行文方式看，作者以文本分析为根本，用专业的眼光、直抵人心的语言，带领读者在东西方文学的殿堂中进行一场神圣的精神之旅。

通览全书，它由五个部分组成：自序、书话东方小说、书话西方小说、书话非小说和评论。从作品体例指涉内容可以看出，李先生的“书话”所选的作品既有东方文学，也有西方文学；既有小说，也有非小说。正是这种“中西合璧”，“小说与非小说”的“多层架构”，让作品的内容变得丰富厚实。读者品读作品，在李先生独特的“书话”书写方式中徜徉，不知不觉会产生氤氲在“精神桃源”的梦幻感受。

“误入桃花源”简单的五个字，让人产生无尽的遐想。对每一个读者而言，靖节先生的“桃花源”带有神秘的色彩，尽管与“乌托邦”有一定的相通处，但是前者文学文化的意韵更充满“摄人心魂”的“魅惑感”。靖节先生的桃花源世界释放的磁性很大，而李先生以“误入桃花源”为作品的名字，取陶意又赋李意，作品释放出的磁性同样让读者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冲动。“桃花源”是美的、迷人的，很显然，李先生取此特质赋所评作品，并以“桃花源”隐喻所评作品，足见被李先生选做评论对象作品在思想意义、情感价值和艺术品味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蕴。而“误入”一词的移入，可见李先生写作时的匠心独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李先生严谨谦虚的著述态度。渔人误入桃花源，经历了一场梦幻之旅；李先生“误入桃花源”，给读者带来的同样是一次浸润心性的精神之旅。同样是“误入”，渔人所见所感更多止于物质的层面，而李先生以自己在文学圣殿中“思接千载，心游万仞”的切身体验，为大家奉献的则是精神大餐。

展读每一篇“书评”可以发现，李先生不论对西方经典的评介，还是对东方名著的评说；不管是对小说的品评，还是对非小说的赏读，不是以单一平面的标准进行，而是以一分为二的视角进行思辨性地赏读。而且在品鉴作品时，不是大而化之地笼统性的点到即止，而是抓住作品中的某一个或几个点，小视角大视野地展开。从李先生品赏作品所持的立场和关注的点看，既有对作品本身的，也有对作家写作的某些方面；既肯定作品的可取之处，也指出作家写作存在的不足。对李先生而言，他所选做品读的作品称得上是名家名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不论是作品，还是作家，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传播度是高于自己的。当李先生以读者的身份对作品做出自我评点时，他不是以先入为主的标准因人定性。虽然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但是这些个性化的评点是建立在学术标准的基础上。这样，读者在品读李先生针对所选作品做出评点所写的文章时，不仅能够了解原著的相关内容，要么是故事情节、要么是人物形象、要么是写作风格，也能够对作家创作和心性有所认识。

因为不是从原著宏观面上速写，而是抓住作品某些方面进行细致入微地挖掘，所以品读一篇篇文章时，不知不觉会产生如沐春风的感觉。为了凸显“书话”的特点，也为了读者阅读时能够清楚“书话”聚焦原著的点，李先生每一篇文章都冠以言简意赅并切中肯綮的标题，这样在阅读文章时就有了眉目清晰、一目了然之感。评王安忆的《长恨歌》，取名为“嘉莉妹妹在上海”；评杨绛的《洗澡》，文章命名为“沧浪之水浊兮”；评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取名为“观看之道”；评米兰昆德拉的《身份》，取名为“遗忘.梦境.真相”；评白先勇的《树犹如此》，命名“文学与生命的告白”；评法郎士的《隐士：透视孤独》，取名为“唯有‘隐’者留其名”……毋庸置疑，借助这些言简意赅又鲜明新颖的标题，阅读文章时就有了清晰的指向。当然，李老师匠心独运的文章命名不是纯粹为了凸显“新”，而是以之直击自己对原著关注的点。有了标题的指引，按图索骥就减少了阅读的繁琐。回到文章中，李先生评论的视角和用语是极富李氏风格的。评论《长恨歌》时，李先生这样说：“这场梦是梦热笔淡，淡得近乎冷。王安忆的灵感去自社会新闻，所以故事还没有写就掉进自然主义的创作窠臼去。” “王安忆冷笔热写，用字遣词往往在历史上叱咤一时。这种笔法已经超出‘用典’的文囿，更是不露痕迹借典在讽史。‘不露痕迹’或曾造成《长恨歌》的结构失衡，却是王安忆以乱世儿女喻史的一大长处。”精简的用语把评论者的立场态度清晰地展现出来，由此也可窥李先生对原著作者写作所持的看法。同样，在评价严歌苓的《扶桑》一书时，李先生用这样的文字评价作品：“严歌苓下笔慵倦如侧身烟塌的少妇，时而钝拙却又工喻善比，尤长于颜色的形神双关，总有玲珑跃乎纸上。她写起败德和颓废更见功力，那一股病态凌厉得像把解剖刀令人作呕也作揖，小说家中只有苏童或台湾的陈雪堪比。”这些断语是在对作品的主人公扶桑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和作者塑造人物形象运用的技巧进行鉴赏评点之后得出的。从评语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李先生对《扶桑》和严歌苓的写作功力是给予肯定和褒扬的。……

“撰评对我来讲，益人娱己，但其责不轻，我确实得以‘事业’待之了。”“我右手处理明清间的翻译史，左手则大开大阖，评论东西两洋的当代文学。日日与书为伍，我连出门开会或研究，旅途中必然也一卷在手，随读随写，再假电邮传送回台，好不快活。”从李先生在“自序”中的两段文字中，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他在对每一部作品进行评论时态度的审慎，由此可见李先生治学之严谨。同时，当他把写评论视为安身立命的“事业”时，尽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双重作用，但因为是李先生所喜欢的，所以在品评作品的过程中，也享受到他人无法享受的快乐。因为严谨，所以评论时必须投之以严肃认真；因为喜欢，所以在品读作品的过程中享受无以言说的快乐。二者看似犯冲，正是这种“对冲”才成就了一部别开生面，又饶有情趣的《误入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