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研究综述2

90年代女性写作特点综述

彭绮文整理

一、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女性角色。

    刘光宇、冬玲认为：与妇女解放运动相互呼应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其思想主题必然受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摆脱父女、夫妇、母子组成的集合体——家庭以及以女性为工具、以男性为目的的不平等关系，尤其是争取被男性异化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三种角色的解放，必然成为作家们的主要思维空间和创作视点。其中，女儿角色的反叛和回归、妻子角色的迷惘、母亲角色的颠覆和重写，就是对传统女性角色超越描写的集中体现。

     女儿反叛传统角色的起点就是打破父女不平等的关系，争取婚姻自主。婚恋自由被“五四”女儿们视为做人的前提和基础。阻挠女儿恋爱自由的主要是宗法人伦中的父亲角色。相对于母女关系而言，父女关系更多宗法等级色彩而缺少人伦感情。因此女儿在面对具体的父亲障碍时容易表现出毅然决然的勇气。

    在家庭中，父权的执行者往往是母亲。母亲既是宗法的代理人，又和女儿有更天然的人伦连属，作为女性，她又是与女儿一样的男性工具。因此，母亲在文化结构中备兼宗法人伦赋予的多重角色身份。较之女儿角色，传统妻子角色所受宗法等级人伦的规范约束更多。因此，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妻子角色的迷惘成了一个突出的思想主题和艺术画面。庐隐《前尘》中的伊，婚前是个活泼、有抱负的女学生，婚后除料理家务外，就是独守寂寞，往日雄心壮志被家庭琐事消磨殆尽，不由发出“作人有什么意义”的叹息。造成女性在迷惘中认同传统的首要原因是女性自身。子君高喊着“我是我自己的”的口号，但做了妻子之后，便甘心情愿地做一个喂鸡养狗、忙于家庭琐事的传统妻子角色。当涓生的一纸解雇通知惊破了她的幸福梦时，她已经忘了翅膀的扇动。鲁迅给子君惨败的结局，不仅表现经济解放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鲁迅批评子君个性的不彻底性，因为没有雄强的自由独立个性，经济解放从何而来？

进入婚姻的女性由婚姻关系衍生出血缘关系：生儿育女，由此婚后女性的另一重要角色是相对于子女而言的母亲角色。母亲角色的解放就是解构母子、夫妇关系中不平等的一面，建立新型的联合体。袁昌英《孔雀东南飞》一剧最有代表性。

    袁昌英以与众不同的眼光解释焦母驱逐兰芝的理由。在她的改编剧中，焦母成为悲剧主人公。多年的寡居使焦母对儿子的爱几乎变态，儿子娶妻对她来说像是夺走了自己的灵魂。性情刚烈的焦母终不堪将苦酒饮到底而逼走了兰芝，亲手制造了儿子的人生悲剧。作家显然没有从正面肯定母亲同是传统文化的受害者，也忽略了特定人物心理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袁昌英把女性文学关注妇女解放的视角从文化外在压抑的解构扩展到了文化压迫在内心深处的延宕，引导读者思考人物心理因素形成的文化社会原因，从而把畸形的母爱与文化重压下母亲的生活联系起来。

二、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题。

    王侃认为：90年代的中国女性文学较之80年代，有着更浓重的“主义”色彩，“主义”已成为女性作家的集体意识，因此，90年代的女性文学相当程度上是一种“主义写作”。尽管仍有女性作家对于“主义”态度审慎，或强调个人写作中的“超性别立场”，但在她们强弱不一的声音背后，那种对历史和对文学的承担，那种勉力与忘我，与“主义”的要义同气相求。

    90年代的女性文学首先对我们的文化生态中以男性为表象的文化本体——历史、语言、欲望——进行了全方位的强有力的拆解。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池莉的《凝眸》直接面对历史，以对历史断层或错位的揭示和展露，使历史作为男性神话的叙事传统受到了尖锐的质疑和拷问。徐坤的《狗日的足球》则发现“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没有供她捍卫女性自己、发泄自己愤怒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由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这一“发现”标示了女性生存的终极处境，这种“绝境体验”充满了深具本体意味的绝望感和深刻的愤怒。而正是这种绝境体验强烈地提醒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对语言深怀警惕，并在有限的可能性中利用它来澄明自己的生存。90年代，更多的女性作家以更为激越但也更为成熟稳健的笔致豁开了女性被遮蔽的欲壑，被贬抑的利比多，更为本相的女性生存状态以鲜活、丰瞻、多姿、眩目的风采次第开放（铁凝《对面》、《永远有多远》，王安忆《香港的情和爱》，方方《结局或开始》等）有力地纠正着被外力强加的天使和妖妇的二元性格模式。

    9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体内容。女性固有的生存困境并不因时序变迁而彻底改观，改变的只不过是与现实的遭遇方式。商业化市场化时代以更为隐蔽诡谲的伎俩明目张胆地对女性进行着无情而无耻的掠夺。女性作家仍然必须在四面楚歌的文本内外进行突围表演。陈染的《无处告别》以黛二与母亲、与情人、与朋友、与现代文明的强烈隔阂预示着知识女性在一个四处碰壁的时代里哭告无门的孤凄境遇。

    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所提供的文本形态，它所呈示的叙事或修辞手段。个人化写作在女性作家里，常常显示为一种私秘化写作。一些女性作家的写作资源便更主要地依附于“私人生活”，于是，文本缘个体经验而生成，有着极为主观化的叙事视角，经验与想象相生，纪实与虚构相伴，虚实相间，黑白互补。

三、90年代女性写作表现了边缘化的弱者声音。

    朱丽丽认为：90年代女性写作的声音是什么？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不公正与不平等的反抗与决绝，另一方面是挥洒不去的无奈与虚弱。90年代女性写作的意义开辟了文学想象与表现的空间，解构、颠覆着男权社会的铁壁，甚至风起云涌地重构女性史，表现出气势宏大的抗争的姿态。然而这种抗争还远未达到其原处的目的

——解放女性的心灵与身体。

    90年代女性写作的飞翔姿态尽管壮美，却不尽自由，它仍然负载着沉甸甸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在细读这些文本时，可以处处感觉到飞翔中的逃离与无奈，这是由历史与现实双重语境所限定的。90年代女性写作的总体状况大致有两种走向：一是沉浸于女性细密的情感世界与身体世界，以诗性的沉思来张扬女性意识，力图建立一个自足的爱与美的女性世界。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陈染、林白、海男等人，她们的文本被称为“私语创作”，亦即所谓“身体书写”。

    另一类文本则恰好相反，它们擅长在日常生活场景中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于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拆解男女平等的神话。

    女性联盟在女性写作中始终是一个延续的主题。在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它裂变为多种形态。有的溯源母性血统亲缘关系，力图从女性视觉来重构历史，呈现出一种个人与历史的对话姿态。王安忆的《长恨歌》、《纪实与虚构》，铁凝的《玫瑰门》就是典型文本。《玫瑰门》讲述了一个家族三代女性司猗文、竹西、苏眉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相互排斥又相互缠绕的关系。在这些文本世界中，男性永远是来去匆匆的配角，是流水生活中一个个波澜不惊的水纹，本质的力量与关注都集中在女性身上；有的以女性之间的同性恋爱为题，构造出一个个单性别的爱情乌托邦。林白最擅长把握这类题材，《回廊之椅》中的朱凉与七叶，《瓶中之水》中的二帕与意萍，都是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女同性恋者。

    有的女性联盟则是更多社会学意义上不带爱欲色彩的同性联合。如池莉的新作《小姐你早》具有极强的女性意识。中年副研究员戚润物意外撞上丈夫王自力与保姆的私情，戚润物的遭际引起同事李开玲的无限同情，她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了戚润物和她的弱智残疾儿子，而且用温情和友谊唤起戚润物对美的觉醒与追求，使她的生活重新变得明亮自信。如果故事就此以戚润物洁身自好与王自力离婚，带着残疾儿子独立自强地生活打住，似乎是落入了一个陈套之中。这时，故事的第三个女主角艾月出现了。共同的对男性的仇恨使这三个女人走在了一起，她们布置了一个天衣无缝的陷阱。一方面艾月以美色去引诱王自力，一方面戚润物开出高额离婚条件，最终使王自力人财两空，一败涂地。这是女性主义文本的悲剧，它们尽情解构和击穿男权社会的神话面具，却无法建构出一个真正健康的双性协作模式。

    如果女性文学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与男性抢夺话语空间的霸权地位，而不在于实现女性自身心灵与身体解放，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90年代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想象力的飞腾。用语言尽情地在想象空间中游弋，林白钟情于女性自身无以言状的美及女性之间神秘的吸引力，陈染醉心于私人生活的幽寂和自闭，徐小斌渲染着充满宗教与巫术气息的氛围。

     90年代女性写作做的不能够再完美。她们所念念于心的是要表达当下语境中女性的弱势及边缘地位，她们所倾心的是要创造一种“来自那种被一切人践踏的同时反抗一切践踏的激情与力”，她们以自己的理性沉思或诗性飞翔痛快淋漓地解构、颠覆男权社会的日常秩序与道德价值，但是解构之后没有建构，生命原点必然处于一个空荡无依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尽管90年代女性写作的姿态是多种多样的，或狂放无忌，或决绝，或嬉笑怒骂，或轻灵，她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凉。也许这正是90年代女性写作的姿态过于决绝、不尽理性，过于尖锐、不尽深厚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女性角色演变与中国妇女解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透视 / 刘光宇   冬玲  /  山东师大学报  /  2000年2期。

2、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主题与修辞  /  王侃  / 文学报 /2000年7月6日。

3、在边缘的弱者——20世纪90年代女性写作印象  /  朱丽丽  /  江海学刊（南京）/2000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