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评论文摘1

郁达夫、巴金创作的忏悔意识

    《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一文，从“忏悔意识”的角度以及两位作家不同于西方宗教忏悔的内容作了深入的论述，并对前人的研究观点表述了不同的看法，现把该文摘录如下：

    中国现代作家身上所表现出的某种强烈的忏悔意识，更多地来自于西方基督教文化而不是来自于传统文化。这首先是由“五四”以来的时代特质所决定的。对民族的启蒙救亡意识的呼唤，既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也是这个运动追寻的目标。而由启蒙所带来的对民族历史及生存现状的清醒认识，又使拯救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普遍的心理共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西方基督教文化、从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那里获取一种深沉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对基督的忏悔与对民族命运的忧虑结合起来。

    另外，“五四”以来个性解放、自我发现、自我完善的这股“人”的思潮，使中国现代作家在要“立国”、先“立人”的理性思考中，也不断转向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他们在不断发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不断感受和意识到自我的矛盾、局限、弱点、甚至是“罪恶”。

    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有两点是应该强调的，一是中国现代作家在更高层次上对人自身价值的发现始终伴随着他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怀和认识；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实现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忧国忧民、独善其身的传统文化观念的浸润。这些特点确定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忏悔意识成为一种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个人觉醒与社会批判、宗教观念与历史使命相互融汇的特定产物。

    ①郁达夫：赤裸的心灵自白与率真的愤世激情。

    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叙传”原则，而且他的整个作品实为其一生的“忏悔录”，他是带着深深的忏悔之情来彻底展露其人生和心灵之路的。

    卢梭的《忏悔录》郁达夫是极为推崇的。《忏悔录》那“要把一个人的起初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的创作宗旨，也引起郁达夫的深切共鸣。郁达夫把自我心灵的忏悔与净化当作了自己创作的自觉的审美追求和价值标准。郁氏创作心灵的忏悔一是指向自我内心的，二是指向时代社会的，这两者往往又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其代表作《沉沦》中，寻求个人自我忏悔与要求整个社会忏悔的双重心态是融合在一起的。主人公所体现出的“原罪”感与基督教文化意义上的“原罪”感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它不是单纯忏悔那种“与生俱来”的“罪孽”，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忏悔和谴责社会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与痛苦。因此，那种认为《沉沦》主人公的“原罪感产生于理念上将女性视为圣洁、优美的偶像却又无法遏止本能的占有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情结”的看法，是比较偏狭的。

    《迟桂花》的主人公面对莲所表示的自我“严正的批判”，历来被人们看作是郁达夫及其作品主人公人性升华、心灵净化的标志。然而，这种过于纯情的忏悔由于失去了社会内涵的依托，仅仅表现出对一种完美人性的追求，所以它反而显得有些空泛和苍白，没有《沉沦》中那种混合着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忏悔令人心灵震颤。这恰好从另一角度说明郁达夫创作中忏悔意识的价值并不在于个人面对上帝的心灵净化，而更在于透过个人心灵的忏悔来达到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使人看到真正应该忏悔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更应该是社会。

    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等作品中，郁达夫的自我忏悔里又增加了一份对时代社会的深刻认识和对弱者的深切同情。郁达夫作品中反复体现出的这种个人忏悔与社会忏悔、个人批判与社会批判相融合的思想内涵，确定了其忏悔意识所特有的宗教文化意义：以个人心灵的忏悔引向时代社会的忏悔，以个人迷惘、矛盾、消沉甚至颓废的心灵实供，展示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曲折历程。

    ②巴金：为心中的上帝──人民而忏悔。

    深深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是缠绕巴金一生的情绪。巴金作品中的忏悔意识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对特定时代社会的诅咒和控诉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不是纯宗教意念上的自我忏悔，而且也不仅仅是以爱为底蕴的。

    忏悔意识总是伴随着赎罪意识的，巴金的创作以一开始就表露了强烈的赎罪意识和明确的赎罪对象。他在第一部小说《灭亡》中，不但表现出心灵的层次上求得自我的忏悔和救助，而且这种心灵的忏悔和救助从一开始就没有停留在宗教理论的程式上，而且是与控诉整个人类社会的罪恶并付出行动联系在一起。

    在《激流三部曲》中，爱与恨交织着的情感内在地深化为一种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结，从而成为作品的深层次的主题之一。《激流三部曲》的忏悔意识也是体现在对封建家庭罪恶的负罪感和自我灵魂的拯救这两个层面上的。巴金一方面通过觉慧更为明确具体地表达了对家庭罪恶的负罪感，另一方面又把这种浓郁的忏悔之情引入主人公的人生历程和心灵世界。觉新的悔罪既是向着这个“家”的，也是向着他自己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家”的罪恶和他自己的“罪责”又是连在一起的。他承受着双倍痛苦的煎熬而不能自拔。觉慧在鸣凤死后，既自责与忏悔了自己的自私、软弱，也看到杀害鸣凤的是家庭，是社会。主人公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忏悔和批判，使《激流三部曲》既成为封建家庭、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罪恶史，又成为一部忏悔、诅咒和控诉这种罪恶的心灵史。

    巴金后期创作对社会批判力度的加大，其作品中宗教忏悔意识的蕴含也在加深。

    在《憩园》，作者让憩园前后两代主人在深重的罪孽面前受到灵魂的谴责和命运的惩罚、前代主人杨梦痴恣意挥霍遗产，败尽祖业，最后被逐出“憩园”，死得无影无踪。但他毕竟在小儿子的宽恕下得到过心灵的忏悔。后代主人姚国栋的爱子小虎子又在过着当年杨梦痴的生活，还未等到他的忏悔，他就被水无情地冲走了。这不是作者不愿给小虎一个悔过的机会，而是作者看到了社会制度的深重罪孽，巴金痛感“一切作恶的人都是依靠制度作恶的”，不改变社会制度，任何忏悔都是苍白无力的。这体现巴金对宗教忏悔意识的更深认识：真正有价值的忏悔意识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罪恶的醒悟和批判。

    巴金在论述《憩园》创作过程中提到的自己思想情感前后发生的一些变化。他说：本来应该对杨老三作更严厉的谴责和更深重的鞭笞的，可是写出来却对他很宽大。 有论者认为巴金这种矛盾是因为“历史的距离”使巴金 开始意识到那时的五叔身上其实也有自己的影子，自己对五叔的麻木和冷漠，对五叔看似公正谴责羞辱中的不公正，其实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罪人。对杨梦痴，我们没有按上帝的旨意给他爱意，而是给他嘲讽、嫉妒和报复，这是对杨梦痴犯下了罪孽。这种论断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在创作《憩园》的过程中，巴金的确怀着某种感情回顾五叔的一生，作品中对杨梦痴的宽大，巴金说：“我鞭挞的是制度，旁人却看我放松了人。”这种融合着人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广博而丰厚的忏悔之情，才是《憩园》主题的深刻蕴含之一。

    《寒夜》描写了社会最底层善良的知识分子“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表现了他们如何在走投无路的人生绝境中挣扎。明明是社会的罪恶，却让汪文宣和曾树生这两个实在没有罪的可怜的小人物来忏悔，反衬之下更显出了这个社会的何其残忍。通过汪文宣的死揭示出：一个好人得不到好报的社会是注定不会长久的。汪文宣等人的自我忏悔和悲剧命运，实际上是对整个时代社会的“沉痛的控诉”。

    彭绮文摘自《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2期，刘勇的《为人类社会而背负的十字架──从郁达夫、巴金等人的创作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忏悔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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