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言论之

《关于<</span>金光大道>的通信》

（2）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认为，《金光大道》的故事性不强，不大吸引我们青年人的心，你怎么看？

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正在考虑总结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创作中加以解决。

这部作品本身，也正在经受着实践的检验。检验的结果，当是我考虑总结的重要依据。

我从你列举的、你最“入迷”的那些小说书目来看，都是旧的出版物；你所指的故事性，并不完全是无产阶级文艺范畴的。

我把你喜欢的故事性，粗略地分成了三类：

一种是作者制造的一条爱情线，用来串连故事。他们故意把这种阶级关系搞得曲折古怪、云山雾罩，以此来招徕、欺骗年轻少知的青年读者。这类作品，我们如果把那条爱情线一抽掉，所谓故事性立刻就会散碎无遗，所剩下的那些“新生活”、“新人物”，不过是掠来的、为装潢作品“革命性”的“佐料”而已。

一种是靠“中间人物”当柱子，来支撑起作品的。作者让所谓英雄人物跟着“中间人物”转，随着“中间人物”走；以“中间人物”的动摇、反复造成故事性。如果把这柱子撂倒，那么，作品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全如同缠绕在上边的黄瓜秧和豆荚蔓一样，将随之坍架。

一种是靠离奇的“惊险”、人为的“误会”，自然主义的“趣味”等等情节，拼凑起来的故事性。这样的作品，为情节而情节，表面看热热闹闹，细一琢磨，既看不到鲜明的主题思想，也看不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甚至情节间自相矛盾，破绽百出，根本没有什么故事性可谈。

这些现象，正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文艺界专政时期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的产物。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要跟这些作最彻底的决裂！

时至今日，在文艺界仍然有那么一些同志，死抱着一套非无产阶级的、陈旧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舍不得丢掉。因为工农兵不买账，没有市场，不仅万分惋惜，甚至坐在那里等待有朝一日绿灯开放，再让他们欣赏的、习惯的东西放出来，好“大显身手”。

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正在以长江大河汹涌奔腾之势，朝着新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了。我看，那些封、资、修的陈旧一套，再不会有出头之日。这些同志应当快一些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和文艺观，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我认为，作品中的故事性，就是它所表现的矛盾性和斗争性——具体作品，根据特定的主题思想，所表现的矛盾和斗争的发生、激化、最后达到革命转化的过程。

矛盾和斗争，是故事性的前提。通过艺术手段，通过典型化的情节，使矛盾和斗争激化、转化，才能有故事性。

这又要求：矛盾和斗争的情节，要以主要英雄人物为中心来展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要符合生活的规律和艺术辩证法。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看小说的角度来说，也应当着重看这一点，而不是单纯追求故事性。

第四个问题：你的《金光大道》还要写几部才能最后完成，主要内容是什么样的，高大泉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回答：《金光大道》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基本上属于一个“单元”。它写了芳草地个体经济的农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勇敢地走上了集体经济的大道，办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在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上，他们战胜了修正主义路线，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芳草地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阶段还是相当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加曲折、复杂和剧烈。我想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写下去。表现的焦点，是把历史推向前进，还是拉向后退的矛盾和斗争。

要写几部才能最后完成，我现在也说不清。这得看主要英雄人物的思想能攀登多高，题材还能开发多宽，主题还能提炼多深来定。多部的长篇小说作品，既不能是已经完成的艺术形象站在原来的位置上，不断地重复再现，也不能是相类似的情节、事件无止境地罗列。

至于高大泉的结局，今天，如一轮红日的人民公社，已经回答了你——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的，他的结局就一定是什么样的。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于北京月坛

刊载于《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1975年3月号。收入《生活与创作》。编入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1976年1月《为无产阶级掌好笔杆》、安徽人民出版社1976年5月《浩然谈创作》、江西人民出版社《生活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