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散文特写之

《东村的乡亲们》

（4）

 田明先的家事家史，当时给我解了疑，同时也做为社会生活素材，被不自觉地储存在仓库里。二十六七年之后，在燕山下、泃河边写作以农村改革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苍生》时，我不知不觉地、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千里外的田明先老汉，联想到他的身世，又借了他的一点光，得到他的一些帮助。

话说回来。通过那一次的调查，摸到了底细，我对明先老汉不再小心戒备，但是也没有引起什么兴趣和好感，所以与他家很少有串门子的人情往来，也没有凑一块儿聊聊天的感情交流。

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漫长的春季，开完了夏苗，很快就麦收。

麦子长得很不错，满坡黄澄澄的耀人眼目，香喷喷的醉人心肺。好多社员对我们说：这麦子的长势和成色之好，跟大丰产的一九五八年差不多。

一提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来，人们半是羞愧半是惋惜地责备自己搞了一些愚蠢的事情。比如：放卫星，搞夜战，把人忙累得晕头转向。播种小麦的时候，竟把从车上卸下来的一布袋好麦种放到水渠边给忘掉了，半个月以后有个人路过发现，整个布袋都长了麦苗子，根须往下扎，把布袋子死死地长在地上，好几个小伙子才拔、抬起来。要知道有挨饿的今天，当初哪能那么不经心地糟践粮食呀！如今再度喜获丰收，总算熬到能够吃饱肚子的时候了。

眼看着麦地一个时辰一个颜色，麦子成熟得很快，已经到了嘴边上。饥饿的社员却等不及，恨不能一口气就把它变成面条、烙饼填到嘴里。有的社员在坡里干活，常常停住活计，直起身，掠一把半青半黄的麦穗子，搓下粒子就塞进嘴里生吃生吞；上坡、下坡的路上，也有人一边走路一边掠麦子往嘴里送。

我找到队长田敬芳，让他宣布禁令；让大小干部干活的时候再严格地看管。

每逢见到人们偷吃生麦粒，我的内心是极度矛盾的。我是支部书记，那时候的支部书记可不是下乡采访或体验生活兼职挂牌子的。我是实实在在的支部书记，既有支部书记的权力，也有支部书记担负的义务。我明明知道社员太饥饿，我本身就时时刻刻都在被饥饿折磨着，对于是否饥饿和饥饿的承受力还用调查了解吗？山东是孔夫子的故乡，礼仪之邦的发源地；至今，昌乐人仍把“男盗女娼”当做诅咒不耻之徒和对付敌对分子的最厉害、最解恨的重型炮弹。另外，鲁味菜肴和大煎饼也是驰名中外的。那么，不是饿急了眼，饿得难以忍受，他们能够偷吃生麦子吗？据此，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我同时又清楚这一点：在东村，宁可饿得浑身浮肿，饿着等死，也不去偷集体的一把生麦子吃的大有人在，而不能上坡做活的，或病在家中的，出门上学的人数也不少。允许少数社员偷吃多数挨着饿的社员的麦子，不管不问，我还算共产党的支书吗？如此种种，可真真地难为了我。

偷吃青麦粒和偷背麦捆的风，终于在我和大队干部的严厉制止下煞住了。麦子顺利而快速地抢收到场上。我还应当说一句，收割拉运小麦的时候，那人人喜笑颜开，个个精神振奋，男男女女都不惜力气的情景，是我到东村之后所从未见到过的。

麦子运到场院，麦垛一座座山峰似的拔地而起。我日夜守护在场院上，跟着社员摊晒、打轧，盼望着颗粒归仓，全村近四百口人就能渡过难关，就有力气伺候大田，从而接上收获棒子和大豆的季节。

不料想天有不测风云，一场暴雨之后，变成连阴雨；雨过天空也不打开，随时好像都要再泼一场。

雨一停，我就带着几个大队干部一个个地察看麦垛。发现没有坍倒的，也没有漏水的，心里才踏实。别人陆续回家睡大觉，我留在小场屋，坐着蒲团，以看场人睡的床当桌子，起草已经酝酿好的一篇小说稿子。

有一天早上，我们查完麦垛，别的干部也散去了，我刚坐下掏出起草本子，扭开钢笔帽，忽听场屋门外响起“叭哒、叭哒”的脚步声，随后门口的光亮被遮住；我抬头一看，明先老汉站立在那儿，披着破棉袄，挽着单裤腿，手里抓着苇笠，两眼直瞪瞪地看着我。

我问他：“你有事儿吗？”

他眨巴眨巴眼，说声“没”，就转身离去了。

我伏在床上，刚写几个字，又听到外面响起“叭哒、叭哒”的脚步声。门口射进来的微弱的光亮又被遮挡住。我停住笔，抬头一看，又是明先老汉，还是原先那副样子站立在门外边。

我不耐烦地问：“你到底有啥事儿？进来呀！”

他好像被我那稍稍加重了的口气吓一跳，连忙倒退：“不，不。”人和声一齐在门口消失。

没多久，“叭哒、叭哒”的脚步声再一次在场屋门外响起，遮光的影子再一次在门口出现。我猜想怪模怪样的明先老汉又来到，心里很反感，头也没抬，只顾遣词造句地写我的小说。

过了足有一两分钟，他既不走开，也不进来，把一点点勉强能看到东西的光亮全都给遮挡住。

我真有点生气了，想训斥他几句；抬头一看，多了个人，除他之外，还有一位是他的堂兄弟、我后来的老房东田明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