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散文特写之

《东村的乡亲们》

（2）

 就在无数次给方便和暗示都不见他们有所行动的时候，我坐在我住的那个东屋发呆，看看东边场院里成垛的豆子、成堆的棒槌子，再看看西边的北屋里浮肿的老人和干瘦如柴的孩子，真恨不能把他们父子俩叫到跟前，指派他们到坡上去偷，到场院去盗！然而我实在没有勇气，不敢那么做：我是党支部书记呀！

有一天中午，我在院子的铅条上晾晒潮湿的被褥，忽见田守业的爹明金老汉朝我跟前走过来。

他拄着一根木棍子，艰难地移动着两条因浮肿而笨重的腿，停在我不远处，左瞧瞧右看看，很难为情地小声地开口了：“老梁，你们下放的干部同志，有买布票的吗？”

听了这意外的话题，我不禁一愣：“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他那张刻满皱纹而又没有一点血色的脸骤然间泛起一点微红，声音越发低微地回答：“我有个亲戚，想卖几丈布票，闹几个钱花……”

我豁然明白了：不是什么亲戚，要卖布票活命的是他。我灵机一动地赶紧对他说：“有人买，多少钱一尺呢？”

“给一毛钱就中，少点也中。”

“你有多少拿来吧，我先把钱垫上，谁买我再卖给他们。”

“那刚好呢。”老人面带微笑，干枯的手哆哆嗦嗦地从那破烂夹袄里边的兜儿里掏出一卷崭新的布票，塞给了我。

我接过布票，粗粗一数，大概有三丈多，就转身进了我的住屋，打开绿帆布箱子，清理我的仓库。那时候，我们下放干部每月只有十二元的生活费，我刚刚学会吸烟，所以手头很不宽裕。清仓的结果，我只有五块多钱，我把零头留下，把整数五元钱拿出去，加上积攒下的六七斤粮票，一齐交给明金老汉。我对他说：“我手里就这么多了，就算这个数吧。再过一两天，家里会寄钱来，你再问问你的亲戚，他们要有布票想卖，我们还有人买。”

老汉同样哆哆嗦嗦地接过钱，用力地攥到手心里，仿佛怕它跑掉。很郑重地嘱咐我：“这事别跟旁人说。对不住政府。丢脸哪！……”随即返身走进他住的北屋，脚步比出来那时候敏捷了许多。

下午我从几位不吸烟、不爱花零钱的女下放干部手里借了二十块钱。等着再次购买明金老汉其余的布票，以便成全他的巧妙安排。

我回住屋不久，就瞧见田守业乐颠颠地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布袋进了大门，进了北屋。傍晚时分，那边随着柴草燃烧的哔剥声响，淡淡地飘散出一股粮食的味道。同时还传来孩子们那比较有劲儿的呼叫爷爷的声音。

此后，一直不见房东明金老汉再提及卖布票的事。有几次院子里没有旁人，我故意到他屋里闲聊几句，他也没再说起卖布票的事。我 衣兜里装着特意准备下的钱，但是我不能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就赠送给他。依我对昌乐人、东村人，尤其是对我的房东老汉的人性的了解和体会，他是决不会白要我的钱的；如果硬强给他，定会使他感到极度的不安，甚至会向他的亲友们诉说我的“恩典”。这种事情的宣扬，对一个下放劳动锻炼的党员干部的我来说，说不定要被宣布为犯了政治性的错误。总不如用这种买布票的办法，把钱交给他，既让他心安理得，又为顾脸面而不会去对外人说破，彼此都安全。

等到新打下来的粮食分到各家各户，包括分到我的房东布袋里的时候，我才明白：我白白地等待了，老房东田明金只乐意通过以平等合理的交换手段，求得帮助他的子孙们免于非命之死，别无贪心，更不可能贪得无厌。

冬季里一场瑞雪之后，由于中苏两国关系破裂，我们的上级机关，也就是中苏友好协会有变，我们这些下放劳动的干部提前回归北京。

告别东村的时候，男女老少乡亲们自动地涌到街上，每个人，包括那些“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都忍不住地流着眼泪，说不完、道不尽惜别的话。

我趁大伙拍摄留念照片之机，悄悄地溜回空无一人的田守业的家，把写好的一封短信和那三丈多布票装在印着《友好报》字样的信封里，压放在早已选定的最保险的地方——柜上一个梳头匣子底下，而后匆匆地赶回人群里。

明金老汉正被夏均和几位女下放干部拉着拍照，我就附在田守业的耳边告诉他：“我放在你爹梳头匣子底下一件东西，等我走了你再拿出来看看。”这句话我清清楚楚地说完之后，也和田守业一起被拉去拍照。我也极想与我的房东一家有一张合影，永留纪念。

我离开了难忘的东村。先是想写完第一部长篇小说后再去探望乡亲父老，不料想书刚写完，就开始了连绵的政治运动，二十三年后才如愿以偿地回到东村。

东村大变。原来的一个村分了家，分成如今的前东村和后东村。孩子们都已成人。好几位老人已经故去，其中包括田守业和他的那位精明、正直、善良的老爹。聊可欣慰的是那两个熬过劫难的孩子：田敬华和田敬富不仅成了大汉子，还都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后代。

在举杯祝贺我们重逢的时候，他们才告诉我：他们的祖父，直到死都叨念“支书老梁是你俩的救命恩人”。然而，到了他逝世以后，彻底清扫他居住的那间老屋的时候，挪动那个“古老”的女人用的梳头匣子，才发现那封发黄的信和早已过期的布票。这样的结局，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味道的酸楚和遗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