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散文特写之

《东村的乡亲们》

（1）

 一九六年，正是那个给人们心里留下了许多诸如痛苦、懊恼、惋惜、怨恨，以及深深地、沉沉地思索的历史年代。这一切，在繁衍生息着我们男女同胞最众多的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严重。

恰逢其时，做着新闻编辑、记者工作而迷恋着文学创作的、二十八岁正青春的我，随着中苏友好协会的一支下放干部队伍，搭乘开往记不清是青岛还是烟台的火车，来到距首都北京千里之外的昌乐县。于是，我便成了落户城关公社东村（现已分为前东村和后东村）下放干部组的组长，继而又当选为东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共产党党支部的书记。从春种到秋收，从脱下棉衣到又穿上棉衣，一气住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们跟着近四百名男女老少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同熬煎着灾难，最后终于把灾难熬煎过去！

好似转眼之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又三次回昌乐县东村探望，跟乡亲们一起亲亲热热地忆旧话新，我触景生情，感慨系之；而首先涌上我心头和重现眼前的，并非是灰暗与压抑，而是明媚与冲动：由于在河北省抓县文联工作，由于在北京编刊物，由于跟出版社一起操持《泥土文学丛书》而撂笔多时，此刻却被点燃了火辣辣的创作热情，我不得不重新拿起笔，匆匆忙忙地为几位已经永远辞别我的老乡亲，记录下一点点面影和声音。

光棍汉房东

在东村，我先后有两家房东。头一家是小名叫钢蛋的田志福家。他家住在西头，比较靠近街的中心。下放干部中间的三位女组员，则住在通着场院、连着野坡的村东头。她们一再以那地方不安全为理由，要求换个住处。实际上她们是嫌房东一家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生活有些不方便。从下放干部这边来说，我是组长，从村子领导角度而论，我又是支部书记，我必须“把方便让给别人”，就主动地跟她们三个对换了房子。于是，名叫田守业的“二茬子”光棍儿便成了我和另一位名叫夏均的同伴的房东。

这一家人并非只有一条“光棍儿”，实际上老少大小整整四条。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打了大半辈子“二茬子”光棍儿，领着田守业成了家、立了业；田守业又遭中年丧妻之祸，带着十一岁的大儿子敬华和一个七八岁的二儿子敬富，还得养着六七十岁的老爹田明金一块儿苦熬岁月。两年后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写作所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那样安排萧长春的家庭成员，以及发明了一句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儿”，就是首先从他家得到的启发。

东村人给我的总体印象是“老实厚道”，而田守业这一家则老实厚道得出奇。东村的所有人家当时都在经受着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特殊艰难岁月的折磨与考验。在我耳闻、目睹、猜度和感觉里，别的人家都在想方设法地挣扎着，唯独田守业一家人逆来顺受地不声不响地“等死”。比如与我来往较多的一位同样“老实厚道”的人，上坡下坡的时候总要顺便“捡”一点什么补充家人的饮食。比如另一位比较“精明”的人，赶车出门的时候，常把喂牲口的料，填到自己和家人的肚子里。再比如我的第一位房东钢蛋爹，在村南边自留地的坡头上夹了一圈箔障子，再挖一条沟，把水引到附近，再用极原始的提水工具浇灌，种了几畦菜蔬，致使小钢蛋除了有从公共食堂打来的粥或窝头之外，还有了另外的补充。田守业家的人则不然。田守业笨拙得“捡”不来任何可以往肚子里装的东西。他不会使也使不着车辆，自然也就没有牲口料供给他和家人填那饥饿的肚子。田守业家的自留地只种粮食作物，跟队里的谷物同步生长，生产队的不熟不分，他们也就无处找到一口东西给他自己和孩子、老人吃用。所以他家的两个老少光棍汉饿得没了人形，那两个孩子也都面黄肌瘦，饿极了常常爬上窗前的楸树掠把叶子往嘴里塞。看到如此凄惨的情景，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可是同样饥肠辘辘的我们，又爱莫能助。

“三秋”临近之际，偷风在东村刮了起来。我这个支部书记带领着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日日夜夜地看坡护秋，千方百计地阻截捉拿偷盗庄稼的窃贼。有些比田守业家日子有根底的人都加入了偷盗的行列，由此我暗想：粮食到了嘴边，饿急了眼的田守业父子也得去偷。而他们如若去偷，比东村任何一户人家都大有方便之处。他家住在村边，离坡近，可以到坡上去偷；他家的东屋外边就是场院，而且有朝东开着的屋门，更可以到场院上去偷。我细心地观察一些日子，却没发现他家人偷过一穗一粒粮食。

偷风越刮越厉害，防不胜防，捉不胜捉。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出于怜悯和同情，出于求得公平和心理上的平衡，我忽然生发了一个怪念头：希望田守业和他那个比他精明的老爹也跟着“大拨”去偷，用以救救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于是我曾经在几个晚间几次把夏均支走之后，故意打开通往场院的大门，然后也到街里去串门子。可是那父子两个光棍汉，一次也不利用我所给予的机会去偷一点。有时候，轮到我看场护坡，就故意找他们父子俩，说我去开会，求他们替我一个时辰。结果，我仍然枉费心机，他们依旧不肯偷上一点点庄稼或粮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