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言论之

《对自传体长篇小说答记者问》

（2）

 四、您对成功的机缘怎么看？

一个作家成功得有天分，或者说首先得有天才，得刻苦钻研，得对艺术入迷，但是，也须靠机遇和缘分。而且机缘有时又起着关键性的、或决定性的作用。

我在《友好报》工作不顺利，被“编余”，决定调到太原，当《太原日报》的工业记者。如果那样真的成了事实，我就等于被连根拔掉：离开生活基地，文艺界亦没有根基，到人地两生的地方，一切都得从新开始，很难预料后来的道路会是什么样子？

吃完了欢送宴会，我回到家里如果不是胡思乱想，如果不是桌子上放着一本新书《愿望》，就不会萌生撞撞运气的念头，就不会把《喜鹊登枝》送到出版社，那么，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我的这一步走对了，还迎来了以后的机遇。

如果不是赶上巴人先生那几天正扭了腰，在家里休息，他就不会向编辑部讨稿子看，《喜鹊登枝》就到不了他手里，他就不会发现社会上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结果他发现了我，看了稿子就引起兴趣，就主动当责任编辑，于是我这个文学新人就走出来了。书出版了，而且被留在了首都，留在了冀东家乡。这次的机遇决定了我的命运。

因此，我迷信机缘，它能对你终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的作用。

我的一生都由机缘决定的，机缘决定我人生的每一个脚步。

不是父亲堕落而死，我回不到蓟县农村。不是舅父变心，我就不会投到共产党的怀抱。不是被派到党校学习，我接触不到《社会发展简史》，我也不会一步一步地按照母亲遗愿，爱好社会主义和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文学。

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总方针，才有我以后所走的路。不是在《乐土》中饱尝民间文学、地方戏曲、古典文学的熏陶，我也不会选定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总之，我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获益者，或者说我是既得利益者。

五、您对文革时的经历有什么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推行的那种政治路线、经济路线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被卷进狂热的浪潮里，惟恐被大队丢下，紧紧追上，一边追赶一边“斗私批修”地“自我革命”。

“文革”开始，正是我走向成熟时期。短篇小说发表了一百多篇，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珍珠》、《蜜月》、《杏花雨》、《老支书的传闻》、《小河流水》等等十本短篇小说集。第一部长篇《艳阳天》写完，而且得到成功，文艺界、读者中普遍反映良好，人民艺术剧院、中国京剧团、评剧团都要搬上舞台，很多名家如京剧团的汪曾祺、人民艺术剧院的田冲，蓝天野要执笔改编，电影厂已投入拍摄，而且第二部长篇小说已经开笔。

在文学创作队伍里，我是个胜利者，我要继续前进了。我对未来充满激情和信心。

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又转弯子，紧紧的追赶。我要经风雨见世面，要斗私批修，要斗批改，要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当时对我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共产党不犯错误，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我的聪明才智，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被戏弄，还要常常自发的“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

这就是我的状态！

我不被社会所理解，我被文艺界某些人有意地歪曲了，在文艺界制造了我的虚幻影像，至今未能“平反”和洗清。

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的“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片面性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生活开始，从深入生活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解深入生活，几百场谈深入生活的体验，上百篇文章谈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讲解深入生活实践体验。在彼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之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歪门邪道，没有顺应《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的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把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进行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使《虹南作战史》的路子受到抵制，使它变成无声无色，最后销声匿迹，使群众对正确东西有了希望有了信心。今天看来，在那段历史上，我起过正确作用，不应该认为有罪过。

在中国展开对“左”倾错误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是很欣慰的。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却无暇顾及，甚至人云亦云，说些无限扩大灾情的怨言，实在可悲！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一日怀柔雁栖湖

发表于《苍生文学》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