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作家,多出作品
写给故乡的<</span>冀东文艺>》
冀东是块宝地!
她背依燕山,怀抱渤海,奔腾不息的洋河、滦河、蓟运河、潮白河等等,无数条乳汁鲜甜的大河,流淌在她那肥沃、辽阔的胸膛之上。她不仅披挂着举世无双的万里长城,而且顶戴着雄伟绝伦的“天下第一关”!……她的美好大自然本身,就是诗,就是画!
她的历史悠久,人杰辈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是千百万抗拒帝国主义侵略、摧毁反动政权和创建社会主义事业的英雄者的摇篮。半个多世纪以来,勤劳、勇敢、而又慷慨、聪明的冀东的儿女们,用青春、鲜血和生命,在深山峡谷,在绿色丛林,在黑色矿区,在大大小小的城镇和乡村的各种各样岗位之上,谱写下多少光耀千秋的模范事迹的新篇章!……他们推动时代前进的每一步伐,都是歌,都是戏!
这一切一切,为出生作家备下良好的土壤,为出产作品备下不竭的源泉。应当说,冀东是一块养育作家和作品的母亲大地!
然而,我们听到的是不满足的呼声,甚至惋惜和抱怨。人们常常捧着描写冀中地区战争生活的优秀作品发问:咱们的冀东大暴动,潘家峪惨案,盘山抗日根据地的材料,也应当反映,怎么没有人写?或者一边观赏别的省市作家歌颂工业建设、农业改革的高水平作品表示着渴求:咱们这地方的事儿,比书上写的还要生动,怎么就表现不出来呢?
过激之言自然是有的。即使如此,能把这样的愿望斥责为不合理和荒唐吗?
作品要由作家创作出来。写冀东的作品少,特别是有影响的作品少,原因在于冀东的作家少,尤其是大作家、大手笔少。
冀东这块土地曾经不断地生长过作家。只是许多个在战争时期,遭遇敌人的枪弹倒下了。比如我们耳闻其名的史轮、雷烨等等。有许多个在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曲折失误中受到自家人的“误伤”。像我们伙伴中的刘绍棠、从维熙、葛翠林等等。还有更多的没死、没伤,同样未能幸免“曲折失误”的波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成长速度和程度,造成了几乎不被人看见的某些,甚至很重大的牺牲。我们的老大哥管桦,不是这样情形的话,那么,他的艺术成就应当比现在大。只得一面之缘的长正同志,是否也有类似状况呢?
我是冀东人,是名副其实地在冀东成长起来的。从识第一个字,到发第一篇稿,都正在吃这块土地上的粮食、睡这儿的热炕。我比之上述各位,得算个笨家伙,当然有点小聪明。新社会的优越制度,给了我笔,给了我学习创作的机会和条件,尤其是给了我艺术表现新生活的热忱。我感恩。我永不忘本。但是,我自己知底知数:我绝非属于在避风港里和安全岛上度过来的得天独厚的幸运者。我曾经有过类似“完全”幸运者的感觉。近几年,在思想解放之火的烘烤之下,我渐渐地清醒了。我用土话概括了自己的这种“清醒”:“没有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就没有今天的我;假若党在领导革命的进程中不失误,我会比今天好!”比如,那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就给正成长中的我关闭了不少吸收艺术阳光的窗口,致使我的那点小聪明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再比如那场“内乱”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也就是我三十四岁到三十八岁这最珍贵的五年光景,竟然被迫地放下笔,可以说一个字都没有写!以后我终于获得写作的机会。那“机会”犹如一个对信仰目标的虔诚追求者,在高高悬挂的亮闪闪的钢丝绳上奋跑!我的这种时间和精神,也就是生命的损失,这种不大容易被人看重,甚至为某些人所不承认的损失,又怎么计算?唯有我,已达白了少年头的知天命之年,才拨拉这算盘!这不痛心么?
这样的损失,是无人,也无法给予“退赔”的。我只寄希望于两点。第一,趁着还没有完全老化(尽管这几年身体已经半垮),经过清醒地刻苦努力,自己把自己失掉的东西找补回一点儿。第二,文学艺术界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创作者们,能够从我们的损失中得到一点可参考的东西,把这点东西化成养料,用来康复我们自己,同时也滋补我们文学道路上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们。这就足够了!我只要求这个!
对以往在“出作家、出作品”方面的经验教训,要正视它,承认它,定出继续发扬什么、避免什么的有效措施,这是今天多出作家、多出作品的起跑线上的第一步。《冀东文艺》是我们革命新时期应运而生的产物。她应该有新时期的特点,有新时期的见识、胆略和气魄;同时也应该有新的办刊物、育人才和发展冀东文学事业的工作方法。《冀东文艺》要为冀东多出作品做贡献,必须首先为多培养新作家做贡献。唯有作家多,作品才会多;从多中拔萃出“大”的、“好”的。
生在冀东,长在冀东,喝过冀东各县井水的我,对冀东这块宝地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以冀东人自豪。我完全像在家门里,向冀东老乡亲说了些心里话。我衷心盼望冀东多出作家,多出作品;出大作家,出大作品。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为本世纪末实现我们的“四化”目标,做出冀东人应该做出的贡献!
1983年2月5日京郊通州镇
发表于《冀东文艺》1983年第3-4合期。收入《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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