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言论之

《对自传体长篇小说答记者问》

（1）

 一、您是怎样想到写这三部自传体小说的？

要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有的打算。

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文艺界刮起一股风，对我这个人，对我的创作做否定性的批判。此时，我意识到，有必要站出来，自己把自己说清楚：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而且要当作家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萌生了搞文学的理想，而且越往文学这一行靠拢，干起来的决心就越大，信心就越足，最终把理想变成现实。我闯进文学界，在作家出版社堂而皇之地出版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时，我由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加入协会组织，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是个奇迹，恒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胜利，胜利的法宝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经济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我把我的来龙去脉，发生发展，如实的告诉世人，传达后代，让世界上各种人都清楚，我是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中的一员，我是经过这样努力奋斗，变成作家的一个中国农民。

二、您在写作过程中，是侧重小说还是侧重自传？

我认为“自传”是真实的记录，不允许有虚构的成分。如果可以虚构事件、人物和情节，那就是文学作品了。

写我自己的历史，就是记录、表述自己和生活实践，不允许掺杂虚构的东西，这是十分严格的原则。

但是，经过了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当时也不见得都是留心和有意的，我现在写它们力求真实，不加任何虚构，但印象总有些模糊不清，回忆起来，也不会很准确，与事实对照，总有些“情节”、“事情”出现差错，这是很难免的，所以我就写它是“自传体小说”。加上有些忌讳，比如对有的人，不愿意呼唤真名实姓，所以就采取事实是真实的，但写时有所改动。例如《活泉》里的王吉素村那位中队长，本名叫“宋继文”，写时删掉一个“继”字；《圆梦》里的那位作家“冷照岭”，就是改的假名；里面写了打击我的松琦，是按照字音改了她名字中的一个字。

但作品里所写的人与事和情节，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和增删。

三、在写作过程中，您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我的整个心态就是让世人知道，让世人了解。让世人知道我这个人，让世人知道我是怎样走进文坛的，让世人知道怎样形成“文革”期间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让世人清楚我是怎样的作家？

我想说明自己，说清楚自己。

说自己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跟整个时代、跟农民阶级肯定会有关系：因为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

原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实际上的领导人、领袖们，例如周扬、张光年等等先生，也可以包括茅盾先生，并不了解我。他们也没有做过了解。只是道听途说，就对我形成成见。这个成见有了就不易再改变。这个成见影响面很广泛，可以说流毒颇广。但是直到今天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这方面的话。比如对我的出身，他们谁了解？在他们的想当然里，我好似是某个大学毕业的，是从学校出来就当了中央大报的记者、编辑。他们了解我《乐土》、《活泉》的经历吗？他们了解我《圆梦》的经历吗？根本不了解，他们只是听某些人望风扑影的一议论，就想当然地给我定了基调。

外国作家、文化人更不了解我。“文革”结束时，在国内批判我的初期，不允许我参加会议。恢复文联的第一次大会，我是被“缺席审判”的，会议不要我参加，甚至不告诉我。有四位大作家草明、黄钢、雷加、阮章竞在大会上联合发言，对我进行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恶毒攻击和挑动仇恨。整个会议都对我保密，只有参加会议的杨沫同志偷偷地给我复印了一份发言稿，我才知道一点信息。外国人更不让我见面，有的外宾坚持要见我，我们的同志就对人家心怀诡计地解释：“先生，您不知道，浩然不是作家，他连字都不会写。他这个人能说善讲，他的书都是别人替他记录，替他写的。”于是，北美一家大报纸头条新闻，红字标题：“一个谜揭开了，中国大陆一个所谓多产作家，连字都不会写！”这种谣言，让我十分伤心。这暴露了他们对“翻身农民”从骨子里流露的蔑视和轻视！

有些人千方百计地糟蹋我。当前中国文坛野草杂生，妓女、土匪充斥书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而且自己迷醉于描写旧中国最落后最愚昧的女人裹脚缠足等等“破烂货”的展览，而对我写的反映建国后农民运动、群众斗争的作品则恨之入骨，不仅大动肝火，还“以势压人”地对我大加讨伐。对于这号所谓作家、实际小丑，我是最看不起的。

我用我的笔，写我的经历，写我的见闻，写真情事，说心里话，来对照他们，以正视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