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中篇小说之

《高高的黄花岭》

（6）

     郑小峰想：爸爸是真正的贫雇农出身，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三十多年都辛辛苦苦地工作、朴朴素素地生活，他咋会贪污呢？他咋会盗窃呢？

    妈妈忍着悲痛对痴呆的儿子说：“你爸爸临被抓走的头一天，嘱咐我，等你考试完了告诉你一句话：他一九五二年给打成老虎、大贪污犯，他寻过死……”

    “陷害！陷害！这回也是对我爸爸的陷害！”郑小峰终于清醒过来，用拳头狠狠地擂打着炕席。

    破旧的炕席发出“咚咚”响声，冒腾起团团的尘土烟雾。

    妈妈脸上的紧张神色立刻消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郑小峰冲着妈妈把胸脯子一挺，精神抖擞地说：“您愁什么？咱们往上告，跟她打官司。县里不行，就去北京！”

    妈妈立刻摇摇脑袋，重重地“唉”了一声说：“你可别无头苍蝇似地瞎撞！那个黄毛丫头人小心大，有后台。头号后台是她爸爸，她爸爸是二等荣军，认识上边好多大头头；当年手下边的一个小官，最近转业到咱县，当上了公安局长。还有黄毛丫头的那个表兄，在北京念的就是什么政法，那封害人的黑信就是他动手改过，给添了词儿，托人送到市委一个部长手的。看看，通了天，咱们打官司能打过人家？”

    “不行，不行，拼了一条命，也不能受这份冤枉！”郑小峰满脸红紫，大喊大叫。

    “孩子，可别任性，得忍耐。”妈妈劝导儿子，“你爸爸给判了三年徒刑，总有熬到头的那天。房子东西没收抵了帐，等你成材了，长本事，咱再盖，再买。”

    “上边三令五申，说以后不搞阶级斗争了，不搞政治运动了，怎么还这样整人呢？”

    “共产党的事儿，谁摸得着底儿，纸上写的、嘴里说的，想不算数就不算数，咱老实巴脚的群众有啥法儿？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只能忍哪！……”

    郑小峰两手抱着头，悲哀地坐在破门坎子上，内心里绝望地叨念：“唉，完了，完了，全都完了！败了家，成了劳改犯的儿子，多丢脸呀！可咋见人呀！就算忍气吞声地咬着牙过，咋个过法呢？复习功课准备高考的事儿，不仅彻底吹灯，往后连吃饭穿衣都没有了着落……”

    直到这会儿，他才弄明白，在汽车站上，东邻的马大叔为啥不理他，学校的女教师为啥对他怒目相视——灾祸从天上降到郑小峰的头顶上，郑小峰变成了被人看不起的肮脏东西！

七

    夜间没有一丝儿风，窗子特别小的屋子里好似蒸笼一般闷热。

    蚊子东扑西撞，“嗡儿、嗡儿”乱叫。

    妈妈来回翻身，唠叨不休。

    郑小峰自己也控制不住胡思乱想。临到头上的冤枉案子，怎么择也没法儿把疑团择明白；往后将要熬煎的凄凉岁月，怎么愁怎么怕，也难以排除。他最后就钻起牛角尖儿，在怨恨上没完没了地兜开了圈子。

    他的冤头债主是那个叫范华的丫头。他反反复复地从根子上找原因，怎么也找不到两家凭什么结下这样大的仇疙瘩？更不明白，既然是仇人，范华为什么还往郑家靠近，心安理得地接受郑家的招待，走郑家给开的后门，甚至于差一点点就变成了郑家的儿媳妇！

    郑小峰在认识范华以前就认识了范华的爸爸；或者说，还没有认识范华的爸爸之前，就知道了范华爸爸的大名和根底。这道山川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拿起枪杆子当了八路军的农民、商人和手艺人很多。打了八年“外仗”，又闹了三年“内战”，好不容易熬到了放马南山的太平日子，最末了又加上个尾巴：抗美援朝。折腾这么长的时间，每个给卷进去的人的命运，可就变得千差万别：有的在两军开火的时候牺牲了，有的在敌人的监牢里送了命，有的中途逃回家中重操旧业，有的竟然跑到敌人那一边去，调转枪口朝自己的亲人发射万恶的子弹！范华的爸爸就是让一个最“亲密的战友”给打倒的。他没断气，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爬了十八里路才得救，变成一个二等残废军人。

    叛徒给他打出个永久性的光荣。在燕山山区提起“老连长”，凡是懂事的孩子都知道。每一年的“八一”、“七一”和“六一”，这位荣军老连长都要被请到隆重的会场，坐在主席台上，在一片“噼里叭啦”的掌声中，绊绊磕磕地念别人给他编写的战斗故事讲稿，每一次都讲得顺脖子淌汗，把节日才穿的旧军装溻得湿淋淋。

    郑小峰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范华的爸爸老连长，不止一次地看到那张黑红的大脸庞。他到底讲了些什么故事，郑小峰几乎一句也没记住，给一个嘎孩子心灵里留下最深的印象是老连长胸脯子上挂着的一大溜闪闪发光的奖章、纪念章、毛主席像章。因为老连长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郑小峰的性情中滋生出一种崇武的精神：看电影得看打仗的，瞧小说得瞧打仗的；做游戏，以冲锋追逐为乐；穿衣服，把草绿色当成天下最美最威风的。也就因为这些，郑小峰一直对范家的人怀有好感，直到今儿个傍晚，没听妈妈揭发范华那些坏事之前，他都把他家人当成最干净的好人。要不然，郑小峰咋会愿意跟范华搞对象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