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长篇小说连载之《金光大道》

第四部

（11）

     农村有句谚语，叫做“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谚语，在大草甸子上不知流传了多少年。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经过亲身体验，都认为它非常真切，因而又传下去，一直传到一九五五年的今天。可是，这个翻身农民、走社会主义道儿的“老八户”之一的邓久宽，却跟谚语中说的情形完全相反。过去那个命也保不住的年月，把他泡在“愁”缸里，肠子里没有油水，都是愁，从来没“盹睡”过。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折饼，琢磨一家大小几张嘴怎么填饱，怎么能“盹睡”得着呢？不等天亮，他就得爬起来，为一家大小几张嘴巴奔波，怎么敢由着性子“盹睡”呢？如今，喜事儿一个追着一个地往他怀里扑；不是“双喜临门”，而是“群喜临门”。光说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的这两年吧，邓家的门口里边，就出现了不老少的“有史以来头一回”。他头一回不被债务压身，头一回不为吃穿犯愁，头一回囤里装满陈粮，头一回银行有了存款，头一回有了上中学的学生，头一回穿上这么新的大棉袄——因郑素芝疼他，絮了二斤细弓弹的头等棉花，厚厚的像一床被子裹在身上；暖暖的，不干活就冒汗。因为用的引线粗了点儿，每个针脚都带出一点棉花，本来是件蓝澄澄的袄面，倒变得花花点点。好像故意带个幌子，从人前一过，就都看他的大棉袄：面子、里子，还有中间的棉花，三新，多神气！那天，他拿着郑素芝新买来的镜子，把自己照了照，不光觉着身上这大棉袄挺满意，还发现自己的眼睛比过去变亮了，自己的脸色比过去变红了。这是因为吃得好，睡得好嘛。村里的事情有村长办，社里的事情有社长办，连各社员家的事情，他们干部也能处处想到。邓久宽一天到晚吃现成的，干现成的，不操心，不费力，有啥愁发？那就美美地“盹睡”吧。也不用担心睡过了头，到下地开会的时间，准有人敲钟。睡得那么香甜、舒坦，时间足够，精神也足，反而显得不那么爽快啦！

    当然喽，邓久宽的心里边，也存着、压着那么一点点不顺气的情绪，这点点他自己也还没有留神想想是对，还是不对的情绪，是因为互助合作组织大发展带来的。过去那几年，东方红农业社，还有它的前一截儿——互助组，就好像是芳草地的一个“怪物”，谁也不拿好眼色看它，谁也不用好心肠对待它。特别是那个败类村长张金发，还有那个黑心的富农冯少怀，把它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儿，总想一脚把它踩扁，就连谷新民县长，都像个后娘，把个好端端的农业社，当成是别的女人生的不成器的娃娃。那会儿，“老八户”的人，是把脑袋掖在裤带上干的。这几年争来斗去，真像闯刀山火海一样地闯过来了。东方红农业社，小苗苗变成一棵大枣树。对它不服气的人，服气了；不正眼看它的人，认错了；把张金发给斗倒了；把冯少怀给整软了；谷新民县长也换了一副热心肠，跑来攀亲戚，说东方红社就是他培养的点儿，像一杆旗儿似地到处打着显摆，“后娘”成了“亲妈”。这么一来，东方红社的“开国元勋”们，自然都顺了气，说话提高了嗓门儿，走路挺起了胸脯子。邓久宽是“开国元勋”之一，嗓门儿也大了，胸脯子也高了；往街上一站，不说四角乱颤，也挺占地方。真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城，马夫的娃儿也英雄。”可惜得很，邓久宽的“气儿”，只顺了一阵儿，又变得不大顺了。就是因为东方红农业社变成了一棵大枣树的缘故。邓久宽冷眼旁观，瞧见那么多的人，都厚着脸皮地奔过来，伸手摘枣子吃。这个过来摘一把尝尝，那个过来摘一把品品，树再枝叶茂盛，挂的枣儿再多，也经不住这么多的人一齐伸手呀！就拿去年培育的棒子优良品种“白珍珠”来说吧。刚引进那个新鲜东西的时候，派给哪个组哪个社，他们都推三推四的，硬是不肯要，等到东方红社千辛万苦地弄成功了，刚收到场里，他们就来抢，这家要换，那家也要换。换一点给他们，可以，总不该用“白马牙”棒子跟“白珍珠”棒子一斤换一斤呀？白马牙啥价儿，白珍珠啥价儿？这是明明白白地找便宜嘛！再说排文艺节目的事儿吧。排节目的人，是由各个社抽人凑的班子，排好了节目，是给各个社的人看的，可是一冬天点灯熬油，用的都是东方红社的。就不能由各社来摊派？东方红社的油，是大风刮来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要是说起来，这类的事儿，哪天都得发生那么几宗，简直让人睁不开眼！邓久宽的心里边一直憋着这口闷气儿，总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放一放。高大泉外出不在村，老周忠又病着，主事儿的人只有朱铁汉一个。邓久宽不想再跟朱铁汉说这宗事儿。朱铁汉“穷”大方，一说，他就皱眉头发烦，还怪邓久宽小气。当然啰，比起东方红社如今这个越来越厚实的家底儿，有那么几个人伸手捞点便宜去，伤不了筋，动不了骨，有啥了不起的呢？可是，事儿得从两面看，话得由两头说：东方红社平地起屋，全靠穷干，这个家底儿不是那么容易铺起来的，就像高高的大枣树不是一口气吹大的一样。倘若总由着别人的性子随便来摘，会把树摘光的；再不拦挡伸过来的手，连树叶子也得被撸下来吃掉！邓久宽已经不是年纪轻轻的光棍汉，而是个四十多岁、有两个儿子的人了。况且，大儿子都快长到跟他平头顶高了，小儿子也跟着蹿上来。他得为儿子预备房子，好让他们能够过上不犯愁的日子。盖房子要用大笔的钱。这大笔的钱，邓久宽得靠农业社多收入，多分红，才能够攒够数目。那些伸手找便宜、摘枣子的人，实际上等于来拆他邓久宽的砖瓦木料。他能不心疼吗？为了堵漏子、关住门儿，邓久宽找朱铁汉叨咕几回；屁用没顶，还让朱铁汉呲了几句。有一回，他气呼呼地奔向周忠的家；都到了门口，又转回来了。老周忠为了铺东方红社的家底，做东方红社这碗酱累坏了；前年个，还挨了反革命分子范克明一枪，更加不行了。得让老人家少生闲气，养息好身子，多活几年，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福。邓久宽也想找别的人摆摆心思，像吕春江、秦文庆，还有秦恺，都是管事儿的干部。不过，跟他们说不顶大用。他们是听党支部指挥的；对啥事情，如果党支部不点头，他们是不肯抬腿迈步子的。邓久宽认为，能够说这种事情的、又能够随心可意处理这件事情的合适对象，只有高大泉。尽管高大泉步步高升，当了乡干部，他跟东方红社的“开国元勋”们，是苦难中结下的交情，官再大，也不会小瞧自己的好伙计。邓久宽一直焦急地等着高大泉。这会儿，他要去找高大泉，得让高大泉管着朱铁汉那个大手大脚的家伙。得让高大泉把漏洞堵住。高大泉是个能听意见的人，一定能听邓久宽的。

    邓久宽这样地走着、想着，忽听胡同口传出驴蹄子声音，就朝边上躲了一步。

    从胡同口拐出一头又老又瘦的毛驴。因为天气冷，两条驴腿朝两边撇拉着，每迈一步，蹄子都是抬得高高的，放得慢慢的，好像胖女人扭秧歌那么难看。毛驴的背上边，驮着一个中年妇女。不知是冻的，还是有病，那妇女的脸色黄瘦黄瘦的。她肩上披着一条打着补钉的被子，怀里搂着一个头发长长、垂着鼻涕的男孩子。毛驴后边，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男人。这个男人身体挺壮，穿得挺破旧；方方正正的脸，颧骨、下巴都是有棱有角地突出着；一根麻绳系着一个篮子和一个包袱，分别搭在他的胸前和背后。篮子和包袱里边装的东西可能很沉重，压得他斜着宽肩头，一口一口地喷着热气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