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散文特写之

《<</span>河北日报>，我的渡船》

（1）

 一

    我在《河北日报》社工作了两年零三个月，即从一九五四年六月到一九五六年九月的这段日子。

    时间虽短，却极为重要：它是我从“农村”走进“文坛”的一条渡船。假若没有《河北日报》那段关键性的张帆运送，我可能要走许多弯路才会到达理想的目的地；也许要历经难以想象的艰辛，久久徘徊、跋涉在旅途上；甚至变成个梦幻中的痴人，酿成终生的可悲的遗憾。

    我不会忘记《河北日报》，常常以最美好的心情回忆起在它怀抱中生活和成长的那段时光。

    小时候受民间故事和地方戏曲的影响颇深，这就注定了我倾心于文学。所以，一直没有把“新闻工作”当做自己的理想职业，即使工作在新闻岗位上，“名记者”的桂冠对我也不是很有诱惑力的。

    一九四九年十七岁的我，在蓟县大刀剪营村搞发展青年团员，建立团支部的试点，开始了一面学文化、一面练习用笔的活动。我写了不少通讯报道稿子，目的都是为了积累生活素材和操练写作技术。没有见过《河北日报》那个朝东的大门之前，我就成了它的通讯员；写出什么形式的东西都给它寄去，偶尔被采用的多是一些小诗歌。

    一九五四年春季里，我的两篇小说习作《探望》和《两千块新砖》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先后发表（后来得知责任编辑是潮清和如寒同志），引起我工作地区的领导和报社领导的注意，十有八九也成了我在两、三个月之后被调到《河北日报》驻通县地区记者站的“敲门砖”。

    当时，我虽然还不理解搞新闻工作对一个二十二岁的文学爱好者发展的重要推助作用，但“记者”这个头衔很受人们尊重，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同时，觉得“新闻”和“文学”都是“搞写作”的，比起当个区干部，毕竟朝着自己有兴趣的工作贴近了，所以，不仅春风得意，而且大大地增加了自信心。

    文学事业的成功，没有比自信心更具神奇力量的了。

二

    不久前，通县地区记者站的两位老记者刘吉祥和皇甫文先后被调离，新任的组长王力军带着三个年轻的新兵：李长灵、刘琪和我。

    记者站设在地委大院里。就是通州老城的西北角，西海子东侧的孔庙里。一排四间平房，西边两间通连着，是我们四个人的办公室；东边两个单间为卧室，王力军和李长灵住一间，我和刘琪住一间。李长灵在我们三个年轻人里边生活最有条理，最为勤快。冬季里，他不仅使卧室的炉火常燃不熄，还自动地管理起办公室的炉火。刘琪在生活上较为散漫，一见安装炉子他就跟我商量：“咱这屋不生火行不？”这话正合我意，立即表示“可以”。比较起来，我倒是不太懒，就是因为除正业之外还要在业余时间读小说和写小说，实在没时间和兴致伺候炉子。所以我俩只要不下乡，就整天呆在暖融融的办公室，到了睡觉的时间，再进冷冰冰的卧室，急忙脱掉衣服，钻进被窝。

    三个年轻人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志趣，但我们像亲兄弟一样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从没有闹过个人义气，没有红过脸。那时候他俩都没有结婚。刘琪正跟三河县团委会的王霭信搞恋爱。从乡下回来聚首，晚间我们常到街上的小酒馆吃驴肉，喝两盅；酒量不大的刘琪，沾酒就脸红，脸一红才肯对我们谈他热恋的事，从而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那会儿，李长灵连个对象目标都没有。我很为他着急，出外采访的时候就有意代为物色合适的。有一次我去大兴县，遇到蓟县老乡、在妇联工作的刘剑华，觉得她跟长灵十分般配，立即给长灵打电话，让他火速赶到大兴。于是，我做了平生唯一的一次“介绍人”，而且很成功。今年二月里趁在大兴县宾馆参加北京市文代会的机会，到印刷学院看望他们，看到他们的儿女和外孙，看到他们那温暖的家，我欣慰地想：“他俩很美满，他俩白头偕老了。”

    可惜刘琪早逝。一九八六年八月里，我正在深山峡谷、拒马河边的十渡乡文化站休养和写作，突闻噩耗，我不顾一切地赶回北京。家里怕我过份悲伤引起高血压病复发，不让机关派车，我就坐“地铁”赶到八宝山跟刘琪作最后的告别。

王力军同志比我年长十余岁，为人正派而古板、厚道而固执。我们是蓟县老乡，在我调记者站之前未曾见过面。他终日兢兢业业地工作，也要求我们像他那样。他尤其不支持我写小说，希望我当一名好记者。我对他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偷偷地看小说，偷偷地写小说；下乡完成采访任务后不是看就是写；往外寄小说稿的时候，特意注明：“不用时，请退通县地委党校×××”。这样，果真把老组长给瞒住了。不过，长灵和刘琪早就看清我的小把戏，但不说破。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际，我已经调到北京。王力军遇见一位熟人，很担心地打听说：“浩然那小伙子太鬼，他没给打成右派吧？”为了让他放心，第二年我专程跑到迁进天津市的《河北日报》社去看望他。他见了我格外高兴。我从来没见他那样地笑容满面，而且不加掩饰地表现着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会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