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向<绿野>致谢及其它》

（1）

    转眼之间，《绿野》创刊三周年了。三年来，它越“绿”越青翠，越“绿”越虎虎有生气；百花千树，葱茏幼苗，在它怀抱里扎根成长，放叶开花，结出引人注目的累累果实；就如同它身边的嫩江、月亮泡、科尔沁草原，以及“洮儿河”美酒一样，已经闻名于世。这是可喜可贺的！

    今天，我还要趁此良机，谢谢《绿野》。

一

    我得先为自己谢谢它。不是松花江畔科尔沁草原上的这个《绿野》问世，我不可能跟遥远而又陌生的白城地区发生联系，不可能由此得到诸方面的、可珍惜的益处。

    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带着精神上的棍棒伤痕，刚刚地挣扎爬起；而庄稼人的倔强脾气不改，对艺术爱恋的情丝不断；于是，关闭门户，咬紧牙关，默默地动笔写起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山水情》。

    一天下午，房门“笃笃”响起。我当是亲戚或挚友前来看望。头一个先进来的果然是几年不见的诗人任彦芳，还有尚不相识的白城文联的李杰和韩凤翥两位同志，为着《绿野》的创刊四处奔走，以求得文艺界同行的支持。访了老诗人臧克家，在外边吃点饭，就来看我。李杰开口就说：“我们那儿的好多同志都很惦记你……”

    这句话把我的心给说热了。实在，我没把这句话当成客套。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而京都名人多多之有，此时此刻找到我这个门口，这行动的本身，就足以证明他们的盛情厚意。

    我当然要以诚相报：欣然地接受了写稿的任务，尽管当时写短篇的情绪颇为不佳，还是停下长篇创作，写了《山沟里的小姑娘》。那小说，在我的作品里只能算中等水平，但所描绘的小姑娘在遭到天灾人祸之后，而要挺起胸膛走自己的路，却是我心声的闪现。

     由于《绿野》这条线的牵引，我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一年两度访问白城地区；每番到达，都似投进温暖的怀抱，享受友爱欢乐，都应该刻写在我人生纪事簿中最心情舒畅的那一栏目里。创造奇迹的拉林河工地，百花盛开的查干花牧场，百里无垠的松嫩平原，碧波万顷的月亮泡湖水，以及大安的“荷包鱼罐头”，洮安的毛毯，红石岭的谷子、高粱等等，都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特别是这里的人：社员、队长、公社书记、县委负责同志，以及地委宣传部长齐燕颉、忠厚长者的地区文联副主席范力等等，都给了我许多教育、鼓励和知识，留给我可亲可敬的美好印象。头一次登上这块可爱的土地不久，随我同游的小儿子秋川赞颂这里的人热情豪放，我笑着对他说：古人认为燕赵多有慷慨悲歌之士，以后呢，多数慷慨悲歌者都逃荒下关东来了！

    尤其使我难忘的，是我们许多作家的朋友、地委书记张凤岐同志。他“爱才如命”，他视各种人才如至宝，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持和帮助，使他们对党的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他欢迎作家，而用心血浇灌《绿野》；为使《绿野》得到更多的营养而欢迎作家。他没有地域界限，没有地位的等级。他使我一见如故，愿意跟他亲近。他对我说：“农民最需要自己的作家和艺术家；给他们做过好事，永远不会忘的。”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一段《金光大道》里的故事情节，鼓励我“接着写下去”。这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我。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想了许多；中心题目，是我自己怎样走自己的“金光大道”。

    第二次到白城地区参观，张凤岐同志亲自出面邀请。我怕干扰他的工作，有些犹豫。但他的盛情难却，另外还有个陪同绍棠的使命。于是，我终于从黄海的小岛上赶到科尔沁的茫茫草原上。当时，我因对农村实行的某些新政策效果如何，不甚了解，流露出一点彷徨情绪。张凤岐同志看出了我的心事，但不道破。他有意地挤出时间，不顾雨后艰难的路程，把我们拉到大安，把我带到西大洼公社三合大队的地头上，把我带到社员的身边，用活生生的实际事例帮我解开疑难。他的苦心，我全然领会。刘绍棠称赞他：“真正的专家，会做工作！”我理解，绍棠这话一语双关：张凤岐同志是指挥全区农业的指挥员，也是做思想工作的专家；而且忠于职责，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仅仅这一点，就具有感化心灵的威力。我敬佩他。最近他有信来，约我再去白城。我想去。因为我需要那里的同志的温暖和帮助。

    《绿野》为媒介，使我获得众多的朋友和写作素材；还有，对自己存在和写作价值的自信心。我得感谢《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