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我的一个进步》

（1）

 长篇小说《苍生》面世以后，许多同志给了热诚的赞许；不少同志说，它是我新时期的代表作。这自然是令人鼓舞的。

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他的创作成果被人家发现和重视更为欣慰的了。相反“费劲拔力”地写出了作品，既没人说好，也没人说坏，被冷落在一边，就好像世界上没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是最为苦恼的。

但是，肯定《苍生》我还有些不满足，总想拉上《山水情》。

《山水情》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九七九年完稿后在《长城》上发表的时候，题目叫《男婚女嫁》，一九八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单行本才更换了名字。要改题还未改之际，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编导们等不及，就拟了个片名《花开花落》。

除了《山水情》，我又在《新苑》上刊出同一类题材的中篇小说《浮云》。于是，便有读者，以至评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我的创作基调更弦易辙了，即从“歌颂社会现实”变成了“暴露社会现实”。我认为这种看法很不确当，当时在给一位朋友的复信中，动情地谈了写这部小说前前后后的状况，我还说：“这本《山水情》的创作，是我在生活和艺术求索征途上的一个进步，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由于我是农村的基层干部出身，由于“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经济上翻身我翻身，文化上提高我提高”，“由于新生活的感召，艺术的诱惑，革命责任心的促使，我选择了文学这条开满鲜花，又遍布荆棘的人生道路”。这样的理想选择的前提，决定了我为什么写、写什么和怎样写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正式发表小说，纵观全部作品，可以看出我的一个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用推动时代前进的人与事，我就热心歌颂；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阻碍时代前进的人与事，我就无情暴露。这些应该是我创作基调的主要特征。

只因社会思潮和个人认识水平所造成的历史局限性，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岁月里，我对某种从“右”的方面显现出来的干扰，看得比较清楚，恨得也比较彻底，写得——对其暴露得——也比较有力。然而，对于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及其危害性，则认识得模糊和不足，所以几乎没有用笔反映过。“四清”运动在农村打击一大片基层干部，我很不满，又不敢公开反对，就写了一组总题《老支书的传闻》的小说，借以给受委屈的基层干部打气，替他们说点公道话；在结成集子的“后记”里，委婉地道出我的看法，隐晦地表达了我对“过左”行为的反感。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令人难以接受和顺从的现实情景教育着我，逐步地认识到极左的可怕和危害性。所以在种种压力和诱引的情况下，我也不肯写“文化大革命”现实“大题材”的小说，不写“造反派”，不写“夺权”。但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我一方面对自己的感受、看法觉着没把握，不敢深思，害怕惹出祸端；另一面，又常常怀疑自己“右倾”，在头脑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这种矛盾的状态，使我十分苦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九七七年，我带着行李，重返我的“生活根据地”——北京郊区农村，深入生活，打算写完《金光大道》的最后一部，再写新的长篇。在古北口长城岭下的山沟里蹲了一年之后，我被突然地推上“清查”运动对象的座位，因而摔了跤。在奋力挣扎之际，我拿定主意，要跟基层干部和农民一起“反省过去，思考未来”，求得有个新的站立和新的开始。经过一段异常痛苦的过程，我重新认识了历史，重新认识了社会，重新认识了文学，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在这“四个重新认识”的经历之中，我正视了我们党在领导农业革命进程中的失误，认识到极左思潮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归根到底给农民带来的不应带来的严重灾难。同时还使我感到，“极左”的阴魂并非一阵风就被驱散，时至今日，许多人仍不接受惨痛的历史教训，清浊仍旧不分，是非依然颠倒。这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是最有害最危险的。我信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是农村大地的子孙，我立志当农民的贴心人和代言人。因此，在促进基层干部和社员对历史教训的觉醒方面，我有责任，应该发挥一点积极作用：在跟他们一同“反省过去，思考未来”的同时，要通过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化，通过艺术形象，再现一些我们共同的经历，收到“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心明眼亮地向前奔，不再重蹈旧辙”的宣传教育的效果。在这样的认识支配下，我动笔写了《山水情》，接着又写了《浮云》；还有一部同属“反思”式的小说《老人和树》，但在四年以后才重写定稿，与读者见面。

这些作品，标志着我对历史、对社会、对文学、对自己认识的一个跨越，一个前进；对我这样一种出身，思想上受“左”的影响比较深的写作者来说，移动到如此地步，是相当不容易的。例如，承认我们的党和领袖在历史上犯了错误这一点上，在别人的思想认识方面也许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在我来说则是艰难的、痛苦的。不管怎么难，怎么苦，经过一段过程，我总算过了关。假如没通过这道关口，我就不可能写出这些小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