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我常到那里溜溜弯儿》

（2）

 一九五六年调到首都北京，读外国文学的条件大大改善：本单位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可以借到各种书；我开始发表小说，有了稿费，也就有了购书的能力。这期间，本应该为自己打开四面窗子，迎接八面来风。不料想，越来越频繁的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视外国文学，除苏联文学外，都是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货色，以为看多了就会在思想上中毒。这种社会风气影响着我，赶紧关闭了门户。对外国文学，只给苏联拉开一条缝；偶尔开得大一点，看些被人们经常称道的俄罗斯文学，所以认识了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契诃夫等等。这些伟人的大作，对于在艺术道路上成长着的我，无疑起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滋补作用。但至今也不好说哪一位给了我什么样的具体影响。

一九六二年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前，我有意识地集中地读了些作品。我写的是农村题材，自然而然地找些写中国农民的小说看，特别是那些写社会主义时期农民的小说。这项事情正在进行着，忽然一个新的念头从脑海里萌起：也可以看看外国作家写外国农民的小说，以便作一番比较，对自己认识中国农民一定会有益处。于是花一段时间，浏览了不少这类的小说。奇怪的是，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被一些权威鼓吹得天花乱坠的几位写农民的圣手的作品，读来都有隔膜，不能共鸣，甚至于读不下去，更谈不上吸收与借鉴。相反，有两位不为权威们推崇和看得起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倒偏偏吸引了我。一位是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一位是印度的普列姆昌德。读着他们的作品，既陌生，又觉得熟悉和亲切；既新奇，又能引起联想和深思。他们是真正了解农民、钻到农民心里的作家，决非是那些冷眼旁观农民的作家，也不是那些站在高高的位子上，用同情心为农民唱颂歌或唱悲歌的作家所能相比的。埃林·彼林两千字左右的《安得列什科》，或随便举出一篇，像《迟收的田地》，像《在犁沟上》这样的小说，对我心灵的震动、赐予我的艺术启迪，比屠格涅夫一大厚本世界名著《猎人笔记》要大得多、多得多！拜读过普列姆昌德的短篇小说选和长篇《戈丹》，我激动不已，由此及彼地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增强了描写反映正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中国农民的激情和信心。当时我即对张长弓、杨啸等几位好友说：普氏是印度的鲁迅，完全有资格与托尔斯泰的名字排列在一起。那一次的阅读活动，还使我长了一点见识：读中国作品和读外国作品，都要自己去选择；选择的依据，不是别人怎么说的，而是自己怎么看的。别人夸好的东西，不见得就真好；真好的东西，不见得跟任何人都对胃口。羊肉鲜美而富于营养，有的人就不喜欢吃，甚至有人都怕闻那种味道。反过来说，也有人长着专爱怪玩艺儿的嗜好。总之，还是别管别人怎么说，“大主意自己拿”为上策。

“wg”结束，祖国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我个人的道路也必须有个新里程的开始，一面深入生活和执笔写作，一面“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具体做法有“四个重新认识”，即“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在“重新认识文学”方面，没有个纵横地宏观了解和对比，是难以收到效益的。于是我花了近八个月的时间，浏览我不曾读过的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名著。巴尔扎克的，雨果的，莎士比亚的，狄更斯的，梅里美和莫泊桑等等的代表作，我都“观瞻”了一番。结果收获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收获，是较为切实地弄明白了“文学是人学”这一道理的涵义和奥妙。

认识了文学的真谛，同时又经过对历史、对生活和对自己创作得失的再认识，我决计立足农村这块基地，写人，写人生。不再单纯地写新人新事，也不再沿用往时那种以政治运动和经济变革为“经”线、以人物的相应活动为“纬”线，来构建作品的结构模式。这回倒过来，不论写中篇还是“小长篇”，贯穿着作品的主线都是“人”，写人的心灵辙印、人的命运轨道；政治、经济，即整个社会动态动向，只充当人的背景和天幕。

在进行“四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我创作了从《山水情》到《苍生》那一批小说。

那些小说，篇篇部部依然都是“土”味十足的。我有意识这样做。因为我有个固执的看法：中国作家写的是中国生活，主要的读者对象是中国人，所以写出来的作品必须对中国人的胃口，就得有土味；外国的“洋”东西应该学习和吸收，但要土洋结合，用“土”把“洋”融化掉，而且不留痕迹。否则，写中国生活的作品写得越像洋玩艺儿，越发失去了价值。须知，“走向世界”这个雄心壮志固然十分可嘉，但也惟有被本国人接受了的艺术品，才能被外国人所接受。世界想看看中国文学是个什么模样，但决不喜欢中国作家写的是跟他们国家所产的一模一样的仿制品。

“我与外国文学”这个命题，我实在没有本事回答得好。读者同志从前边叙述中可以得出个印象：外国文学好比一片辽阔的秘密的大森林，我一直没能深入进去，更没有停留下来，只不过在自己觉得有必需的时候，到那里溜溜弯儿。溜溜弯儿，看看风光，开开眼界；返回家里，再用脚下的黄土、身旁的井水和成泥，制造我的作品。由于到“大森林”里溜溜弯儿，看到新鲜，心里边有了比较后所得到的底数，所以就越发苦心钻研地把自己的作品制造得更符合中国的土味儿，要中国读者的欢心。我希望自己遛弯儿回来写的新作品尽可能不带“洋”味，但也不需要一点点变化都没有的那种“土”味儿。

这样的观念和做法，很可能过于陈旧，过于偏狭，过于保守，但我害怕失去读者，失去我自己，不能不这样想和这样做——这就是我走过的路，一个“土作家”至今还在走着的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草于三河县泥土巢

                        全文完

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收入《泥土巢写作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