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我常到那里溜溜弯儿》

（1）

 《外国文学评论》的编辑同志，热心地约我给“我与外国文学”专栏写篇心得体会文章。这个任务很难完成得好：我不懂外文，只能阅读别人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而读的既少，又断断续续；如此情景，能够说出什么有用的话呢？他们对我的畏难给了诚恳的开导，说：“每个作家有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写出不同的情况，更有意义。”这样的话，果然鼓起了我的信心，从北京回到乡间，便躲到屋子里，搜肠刮肚地回忆起以往几十年间，我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想做一番如实交待。

前不久，跟文学青年谈创作的时候，我说了句听者以为是“自谦”，实则属于“真心”的话。我说：“如今人们称呼我‘作家’这个头衔，再不像年轻那会儿那么沾沾自喜了，总觉得有些不敢当。比起学问渊博、造诣高深的前辈，比起眼界开阔、文思鲜活的年轻一代，我能算什么‘家’呀！充其量我不过是个编故事的人。就像用脚下的黄土、身旁的井水，和成泥，捏做泥人来自娱自销的手艺人而已。”手艺人耍了三十多年手艺，编了一大摞子的故事，若不承认是“家”，很容易被误解为虚伪。那就随大流，戴个头衔；但必须加个小注，我这个家，是“土作家”。

当年，战争结束，全国解放，农民过上新生活，我为之欣喜，不禁想跟别人炫耀；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的区干部，必须担负起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于是我把写作当成代表农民说心里话和宣传我所虔诚信仰的政治、政策的一种工具，开始了文艺创作的学习。

抒发胸怀、宣传信仰的工具有多种多样，为什么偏偏挑上文艺创作这件工具呢？这是由于我小时候听了很多民间故事，同时观看过不少地方戏曲，到了少年时期，又读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古典小说，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必然有这样的选择。民间故事、地方戏曲和古典小说这三宗“国宝”，变成土壤，养育了我对艺术兴趣的种子。种子发芽之后——进入文艺创作学习和实践阶段，我更加自发、自觉地向这些民族艺术的宝藏里探宝取宝，继续不断地从它们中间吸收壮大自己的养料。

这些是我艺术生命的根。也是我这个“土作家”的“土”的实质和成长的基础。

土生土长，土里刨食吃，就地取材，用土法制造作品，形成我摸索前行的一条路线。

文学殿堂，既是辉煌的，也是飘渺的；那个大门口，貌似很近，实则很远。在攀登投奔的路途上走了一节以后，我不再满足写新闻报道，不再满足写真人真事的故事诗歌。我要突破这些写作文体和形式的局限，“艺术”地表现我对生活的感受和想要表现的东西。这样，就需要我打开眼界、扩大“艺术营养基地”的范围。

于是，我首先求助文学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文学初步》（后易名《文学论稿》）。先生使我从“文艺的起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认识到“新文学”的时代（指“五四”运动以后的白话文学）。从此我结识了鲁迅的作品（读的很多）、茅盾的作品（读的很少）、郭沫若的作品（恕我不恭——不怎么喜欢），以及叶圣陶、丁玲、许杰、萧红等等作家的作品。我开始效仿他们的样子，写起小说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买到一本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的、查良铮翻译的、苏联季摩菲耶夫教授所著的《文学原理——文学的科学基础》，只花几个晚上的时间，就“囫囵吞枣”般地读了一遍。因为理论高深，而我的理解力低浅，回头想想，很难说那本书给了我多少知识；然而，它却给了我有力的帮助：它把我带出了国家的边线，瞭望一下，看到了陌生的新鲜，峰峦中的峰峦，天外之天；仿佛突然地知道了文学的海洋这般之大，名家的星斗如此之多。于是，我在按部就班地照传统方式从民间的、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本国文学营养基地索取艺术养分的间隙，也有意识地找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来浏览。可惜，当时有个客观困难，限制了阅读范围和数量。

我是一个报社派驻地方的农业记者，除了偶尔开会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做暂短的停留之外，大多数时间活动在农村，不少的地方处于偏僻山乡。农村没有图书馆，借不到书。小镇有书店，几乎看不到外国文学作品；偶尔遇上一两本，但价钱较为昂贵，我又无力购买。比较易于接触到的是苏联文学作品，只有作为政治思想教育辅助材料用的那一类，能够到当地工会、青年团去借，也可以到小镇书店去买。所以陆陆续续地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不过是爱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斯大林时代的人》、《真正的人》等，还有当时我最为喜欢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

这些描写革命英雄形象的作品，我很爱读；至少有两个方面，很对我的胃口：对农村基层干部出身、又与农村保持着密切关系的我来说，希望农民们都能够向苏联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学习，成为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作为一个文学作者来说，我所打的旗号就是“永远歌颂”，歌颂新中国的新人新事新面貌，那些苏联小说是我练习写作的楷模。在探索对革命者心灵的认识和表现技巧方面，这批苏联文学给了我不少的启发、不小的影响。但同时，也使我在艺术观念上套上了一些框框，并久久不能抖落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