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谈“情”说“爱”》

——跟文学青年聊天之五

（1）

一

    小说得动人、抓人；不动人、不抓人的小说没有人看，看也看不下去；硬着头皮看下去，过眼则忘，不会留下美好而又长久的印象。

    小说靠什么动人、抓人，让读者常常怀念它，有机会就津津乐道地议论它呢？

    可以这样回答：靠栩栩如生的人物，靠曲折有趣的故事，靠活泼贴切的语言。

    那么，作家怎样才能做到这一些呢？

    可以肯定地回答：决不是捏造、编排和装腔作势所能奏效的；归根到底，靠的是“情”！

    作家本人有正常的、健康的、美好的感情，拿起笔来的时候能够动情，所以描绘出来的人物才会“活”，展现的故事才会“真”，运用的语言才会“生动准确”、才会有“感染力”；读者读这样的作品，才会动心、动情，引起联想，发生共鸣，爱不释手。

    可惜的是，我们常常遇到一些打算搞小说写作的青年朋友，并不知道其中的真谛。他们写小说，只是从兴趣出发，为了“好玩儿”而“玩儿一玩儿”。有的把写小说和从事文学活动，当成寻找职业出路的一个门道；更有甚者，看到一些人写小说“走运”了，对“走运者”出风头、得稿费眼热，就企图步其后尘，如同赌博耍钱那样，冒险一番。……假如写小说的人的写作动机这样不正当，满脑子装的是这些不干净的玩艺儿，而没有崇高的事业心和艺术的理想，没有对国对民的责任感，这怎么可能对身边的现实生活产生真正的“情”呢？没有真正的情，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切实的生活感受，就入不了文学之门，就不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

    还有可悲的，在我们这个文学行当里边，确实掺杂进来一些只能被称之为“字儿匠”的人。他们辛辛苦苦地摆弄了一辈子“字儿”，稿子接连地发表，书籍不断地出版，一时间还颇有点小名气。在他们活着和死后不久的日子里，人们都不好意思在必要的地方把他一笔勾销，尽管他不曾给读者和文学宝库留下一丁点儿值钱和有用的东西。这些人，跟编筐子、打衣柜和焊水壶的匠人一样，在他们的眼里和心里，小说的三要素：人物、故事、语言，只不过是荆条、木板、洋铁片而已；求索的目的地呢，就是能用、能卖、能挣钱。他们既不对原料动情，也不对成品本身动情，为之所动的，只有名声和金钱罢了。

    这一类作家，写一辈子作品，一辈子都心平气和，对他笔下的人物、故事和语言从未激动过，那真是要多冷静有多冷静。殊不知，作家自己都冒不出火苗子的这种“先天性”的不足，注定烧不出“热”和“熟”的作品；作家自己都这般寡情，肯定写不出有深厚感情的作品；缺乏真情的作品，绝对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而使之动情。爱好文学的青年，包括作家，要使自己的写作生涯不落个如此可悲哀的下场，只有一条路畅通，即努力当个有情之人。

二

    人是复杂的。由人组成的社会是复杂的。作家是从复杂的人群中走出，同时又置身于复杂的社会里，所以同样是复杂的。

    我不能免俗，也是个复杂的人，兼为复杂的小说作者。我走过复杂的生活和创作之路，而今还继续在人生和创作的复杂的路上摸索奔波着。

    年轻的时候，我有过如今年轻人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开始喜欢上写作的时候，也走过今天一些年轻人走着的弯路。比如，我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把搞文学当成轻而易举的事，同时从个人的兴趣出发，把写作当成好玩儿的把戏玩耍过。结果，我碰了钉子，吃了苦头；玩来玩去，久久地不得其门而入，浪费了许多笔墨和宝贵光阴。直到我对它的态度严肃认真起来，并埋下头来刻苦努力之后，才渐渐地摸到文学的大门口。接着，我当了新闻记者。因为理论认识方面的偏颇和职业的习惯，必然地再走一种弯路：我机械地把文学创作当成单纯的宣传工具；带着框框搜集写作材料，搜集到材料往预先确定了的框框里装；写作起来板着面孔，端着一副教训读者的架势；给笔下的人物贴标签，让笔下的人物替作者说大道理，甚至指挥它们呼政治口号；希冀用这些方法和手段表现主题思想和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这样的作品必然“公式概念”和“苍白无力”；不要说跟读者见面，就连编辑的那一关都难以通过。在这样的一种弯路上大概走了一年左右的光景，写了几十篇废品。我几乎是在不自觉的状况下，写了几篇“动情”的小说，获得一点点成功，这才知道一点点“写作得动情”的道理。这种真正滋味，很可能是从写《一匹瘦红马》和《新媳妇》这两个短篇开始尝到的。为《一匹瘦红马》设计人物和故事的最初阶段，我仍然“轻车熟路”地想把它们往“勤俭办社”这个已定的框框里装。动笔之后，“情”不由我，没有做到。因为“焦贵”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是我“生活基地”顺义县焦庄户的人，是我熟悉而要好的朋友。他那会儿正受打击和受委屈。所以写着写着，“焦贵”原型那种薄己厚人、关心集体事业的精神境界使我动了情，那些反对、贬责和冤枉“焦贵”原形的人也使我动了情。我要替一个可敬爱的朋友说话，向不识真伪、不讲理的人摆摆事实、讲讲道理。于是乎，我的“情”以其自身的力量冲破了框框的约束，至少在当时说来我写出一个较为动情的人物形象。《新媳妇》原题为《野性的媳妇》。在山海关里的抚宁县下乡采访，曾遇见一位使我敬佩的青年妇女。别人骂她“野”，我对她的“野”，即对她勇于向封建落后思想意识抗争的行为，则十分的赞赏。回到报社所在地保定很久，她的音容笑貌仍常常活现在我的脑际，不把她写出来总感到很难安生。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很动情，但我说不清用她和她的故事配合那时候的什么中心任务。所以，它被投到好几个杂志都因其“主题思想不鲜明”和“缺乏现实意义”被拒绝发表。我不服气，一定让它见见天日。偏偏赶上因“右”而受批判的《芒种》月刊的同志把它看重，给予刊登。这篇小说竟然成了我的“保留节目”，直到最近几年还有地方选载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