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农村需要文学》

我认识的第一个延庆人是孟广臣。孟广臣是个聪明人，能作诗能写小说，据说还会拉胡琴，上舞台给演节目的妻子伴奏。因此我就认定延庆县必定是个文化发达的富庶之地。及至七十年代初期，老孟真的把我引到八达岭长城外边的延庆，才发现这里被高山大川封锁的相当闭塞，致使诸多方面的建设发展都比较落后，文学园地更是贫瘠和荒凉。除了老孟，还有一位常写诗歌的郤连禾和一位朝文学这边试步的中学教师刘国春。可以说，他们三个人就是那个时代延庆的“文学界”。

我被老孟带着爬山越岭地走过一些地方，有些诸如花盆、大庄科、白河堡等等，村镇名字倒很美很“文化”。接触到一些年轻的男女山民，他们都如孟广臣一样纯朴而内秀，都如孟广臣一样倾心于文学艺术，包括给我们开着吉普车四处跑的司机王瑞珍师傅。有一次，文化局的首领贺武德约我在县城里那座破旧的礼堂作创作辅导报告，我暗自担心会因听者稀少而冷场。到了开始的时间，来人出乎意料地踊跃，礼堂被挤了个满满当当。有些远在百里之外的文学爱好者们，起五更就步行或骑自行车赶来听讲。坐在台子上看着台子下边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面孔，我感动了。我真切地认识到：这里的农村需要文学。

我把那一次的感动刻在脑海，并成了我在农村实施“文艺绿化”工程的动力之源。

农村需要文学，渴望文学。即使“荒凉”、“贫瘠”的地方，也有文学种子在那里悄然萌发，竞争着生存和成长。越是“荒凉”、“贫瘠”的地方，越不能忽视他们的渴求，不能轻视他们的存在，不能因为这种忽视和轻视导致缺乏扶植而使其自生自灭。

农村需要文学，渴望文学。越是遭遇“旱涝虫害”之时，越是在不利于他们生长的季节，越需要有权有力的人加倍地给予关注，向他们伸出热情的手，“救死扶伤”，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继续地活着，继续地成长。

没有文化的民族将会退化，退化到野蛮则意味着最后没落和灭亡。文学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传播手段，是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等等无所不包的传播机器。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其中的农民就有八亿之众，让文学艺术在他们那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将会更兴旺更强盛，这也是对造福人类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

当桃红柳绿的季节又一次降临之际，孟广臣老兄陪着孙钊、尤恩泽和曹金刚同志，从八达岭外专程来到泃阳镇的泥土巢向我报信：要给延庆县的文学作者们出版一本作品选集。选集的作者里既有年逾花甲的老同志，也有初出茅庐的新手。他们在作品中用满腔热忱描绘了新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延庆县改革开放以来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样的作品出版，是奉献给社会的一份精神食粮，也是延庆县“文艺绿化”成就的一种展现。

自从我第一次在延庆县礼堂作创作辅导报告，至今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这期间，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从大山里走出不少作家和诗人，被北京作家协会、诗词协会、写作协会等文艺团体吸收为会员的就有四十多名，其中一位还成为全国作协会员。像谢久忠、刘利华这样的新秀，很令人瞩目。他们带着泥土的芳香走上首都文坛。几年间他们出版了小说集、诗集、民间故事集等十余部，在万紫千红的文艺园地上闪耀着引人注目的光彩。读着他们的作品，我欣喜地看到昔日的这片“荒凉”、“贫瘠”之地，已经变成“文学绿洲”。这样的胜利果实，使我由衷地感到时代发展进步的恩赐，更佩服纯朴、内秀、自强不息的延庆人。

此时此刻我还想到曾在延庆县当过县委书记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早年间在密云县就相识的“笔杆子”段义海，一位是过去在通县跟我学习过写小说的杜德印。这两位在延庆工作期间，都邀我到延庆作过创作辅导报告，都让我跟他们一块儿搞过“文艺绿化”。如今变成一片“文学绿洲”的延庆，我想该请他们回来欣赏这美好景色，共同庆贺一番，以表示对他们报以“涌泉”之意。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草于三河雅都

发表在《京郊日报》1996年10月7日。收入《泥土巢写作散论》。编入中国人事出版社1996年8月《延庆文学作品选》（改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