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八）

 鸭绿江

 作家发表作品离不开刊物，刊物的运作要依靠编辑部来进行，每个编辑部里有若干编辑，因而作家都要同刊物，同刊物编辑部里的编辑们打交道。

父亲也是如此，在他的创作生涯中，与数不清的刊物打过交道，跟无数的编辑有过交往。这些刊物和编辑，对父亲来说，有远近亲疏之分，而这种远近亲疏的关系，有时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发生变化，而与辽宁省的《鸭绿江》月刊社，自从建立起关系后，就一直处在一种“君子之交”的水准上。

父亲在初入文坛，在文学道路上摸索前行的时候，写出小说稿后，并没有一个固定投稿刊物，许多情况下都是东一篇、西一篇的乱投。1957年2月父亲在普查身体时查出患有肺结核，于是，4月间住进北京北蜂窝《人民日报》工人疗养院疗养。“五一”劳动节这天，许多病友都争着到市里去游玩，而父亲哪里也没有去，独自留在疗养所的屋里写出小说《风雨》。写到高兴处，连吃饭的时间都忘了。父亲把《风雨》誊写清楚后，便寄往一家杂志社，但很快就被退了回来。于是父亲又把稿子寄给另一家刊物，又被退了回来……接连被三家刊物退稿后，父亲实在是心有不甘。《风雨》这篇小说，是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构思的，是父亲当时所写小说中唯一反映了重要而又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篇章，自以为有新东西，比以往的小说有所提高，因而颇为偏爱。一个偶然的机会，父亲想到遥远而又神秘的东北，那里的语言与风俗跟河北十分相似，于是怀着试一试的心理，将《风雨》寄往了沈阳的《处女地》杂志编辑部。

《处女地》是1946年12月创刊的，最初的刊名叫《东北文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更名为《文学丛刊》、《文学月刊》、《处女地》，他们聚集起一大批优秀作者，许多著名作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很快，父亲就收到了《处女地》的来信，除了告知《风雨》他们已决定发表外，还对小说写了几句评语。这让父亲十分高兴。短篇小说《风雨》刊登在《处女地》1957年十二月号上，这是父亲发表在《处女地》上的第一篇作品。从此以后，父亲与《处女地》书来信往不断，1958年又在《处女地》上发表了《北斗星》、《搬家》、《过河记》三篇小说。

    大约在1959年2月底，父亲接到从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来自于已经更名为《文艺红旗》的《处女地》编辑部，为庆祝人民公社成立一周年，编辑部约请父亲为他们赶写一篇反映农村新气象新风尚的小说。为了让稿子能尽早地到达责任编辑手里，父亲问道：“您贵姓，怎么称呼？”打来电话的人却不肯说：“稿子写好以后，请直寄编辑部小说组，会得到及时处理的。”3月1日，父亲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把小说的架子支了起来；经过起草、修改、定稿，8日寄给《文艺红旗》，于是这篇题名《箭秆河边》的小说，发表在1959年四月号的《文艺红旗》上。这篇算作成功之作的小说，在后来收入到父亲的短篇集《新春曲》、《彩霞集》、《春歌集》、《花朵集》等选本中，还在国外被翻译成外国文字。但是，父亲一直不知道它的责任编辑姓甚名谁。其实，父亲在五十年代末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处女地》以及后来的《文艺红旗》上发表了近十篇小说，虽然也书来信往不断，但却没有见过一位编辑，也不知道任何一位编辑的姓名。1959年，父亲又接连在《文艺红旗》上面发表了《满堂光辉》、《箭秆河边》、《朝霞红似火》、《炊烟》等几篇小说。

    1959年，《文艺红旗》通知父亲说，拟将其在《文艺红旗》上发表的九万多字的作品，作为“文艺红旗丛书”之一种，由春风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父亲为出书做了相应的准备，大概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丛书”的出版计划下马，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961年9月11日，父亲以《红旗》杂志编辑的身份，到北京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的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看望早已慕名的老作家蔡天心和江帆。蔡天心和江帆热情地接待了父亲，谈得投机，让父亲觉得很开心愉快。一见面，江帆就滔滔不绝地夸奖起父亲的小说如何有农村生活气息，如何通俗、大众化，农民喜欢看。当时，父亲以为这是一位前辈作家对晚辈作家的勉励。直到近二十年后，父亲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得知，江帆是他那些小说得以问世的主宰者——《文艺红旗》的主编。

文革开始前，《文艺红旗》更名为《鸭绿江》。不久后因文革开始，被迫停刊。几年后，刊物以《辽宁文艺》之名复刊，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鸭绿江》的刊名。

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在《鸭绿江》上发表的文章少了；尽管父亲曾多次到过刊物的所在地，短则住几日，长则达数月，从未登过编辑部的大门，也未曾进过编辑的家门，但与编辑部的编辑们仍保持着联系，保持着淡淡如水的君子关系。对《鸭绿江》那些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编辑们，给予自己的扶植、帮助，使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不断成长、前行，父亲始终铭记着他们的情义。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