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留在记忆里的火花》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河北人,活到二十四岁才迈出省界:到近邻的山西走了一圈。
那是一九五六年初冬,我刚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当记者。那报属于全国性的,记者可以遍游全国。领导指派任务的时候,让我自定路线。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回答去山西。这种选择,并非想借机参观五台山的庙宇、云岗的石窟等等名胜古迹。不,我没去这些地方,只在农村和小城访问平民百姓,甚至两番经过晋祠,都没顾上绕个弯儿看一眼。
山西是什么吸引了我呢?说出起始缘由实在幼稚可笑:首先是一位卖杂货的老掌柜!……
父亲在开滦赵各庄煤矿下煤窑,我跟他在那儿过了几年穷苦日子。有一次,母亲让我去小铺里打面酱。我一面手里捧着碗往回走一面馋得忍不住地伸舌头舔碗里的面酱吃;不小心,被一个小贩的扁担绊倒,酱碗扣撒在地上。我爬起来赶紧用手收,却收起少一半面酱、多一半煤末子(矿区到处是煤末子)。我吓坏了,不敢回家,怵怵探探地转回小铺,站在柜台前发呆。那位留着两撇小黑胡子的老掌柜看我一眼,随后绷起面孔说:“你这淘气小子,把碗给我吧!”(他的山西口音,至今还记忆犹新)他把掺了煤末子的酱倒在火炉前的灰土上,提起大铁壶把碗冲洗一下,重又打上了面酱。他不仅没有跟我要钱,而且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于是,我对老掌柜产生了好感。不久,跟小伙伴混进燕春楼戏园子,又看到演唱《苏三起解》。当听崇公道用山西腔道白的时候,立即联想起那个卖杂货的老掌柜,觉得苏三咒骂洪洞县里没好人是不对的。崇公道和小铺的老掌柜都是“大大的好人”。这样的联想延续多年。以后爱好起文学,读到第一个短篇小说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第二个是束为的《卖鸡》,接着是马烽、西戎、孙谦的作品。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和风土人情,常常触动我童年的记忆,以不可思议的奇怪逻辑,让我联想起那一碗面酱,而且逐渐地形成对山西的一种向往。于是,我头一次跨省界出差,就到了山西。
从汾阳杏花村采访回来那天,在《山西日报》社院子里偶尔遇到文联主办的文艺杂志《火花》的一位中年编辑。他说:“我在《北京文艺》上看到你发的《喜鹊登枝》,很有生活气息。我们刊物主要发表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你以后写出好的,给我们吧。”
当时,只发表两篇小说的我,纯属“无名之辈”,凡写出作品,都是抱着撞运气的心理而向我信任的刊物编辑部投递,并不曾有谁向我索要过稿子,所以也就没有把那位编辑热情诚恳的话当成约稿,回到北京就忘了。
冬去春来的季节,多变的文艺界的气候,在我们的面前又突然大变。有几篇小说新作,自认为比已发表的有所长进,同时也得到“留用”的通知,却陆续退回来。理由是:这种歌颂新人新事的东西没有意义,没有生命力。同时警告:作者如果不改车易辙变歌颂现实为暴露现实的话,等于走进死胡同。一位搞文艺批评的同志跟我贬谪赵树理的小说是“政治图解”,是“短命的宣传品”;同时把马烽的作品嘲讽一通,说《结婚》开了一个“编造的先例”等等。因此我感到前途渺茫,十分痛苦。一位农村干部来看望我,听了我诉说的苦闷,翻翻被退回的稿子,鼓励我:“不用听他们那一套。他们不给你发,我拿回去给社员念。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这句话给了我启发,立刻想起在太原见到的那位编辑,记起他说的《火花》“主要发表反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作品”的话。于是我从退稿中挑出《一匹瘦红马》,装进信封,因为当时忘记问那位编辑的姓名,我没提那件事,也未附信,就投到家门口的邮筒里。
此后两个月没有见到回音,却收到一本六月号的《火花》,《一匹瘦红马》就刊载上面。这成了我平生发表的第三篇“正式”小说,是在我迈上文学道路遭受头一挫折时刻发表的小说。实在像一星火花点燃了我的奋发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此后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草拟和改作了《夏青苗求师》、《雪纷纷》等好几篇小说。很快的,《一匹瘦红马》被选入一九五七年优秀小说年选,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被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学初步”丛书之一,印成袖珍本推广,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国外文字转载。……
《一匹瘦红马》一直“活”在我陆续出版的各种选本里。它诞生的经过,一直“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我仍然保存着第一眼看到的那本刊有它的《火花》,以及稿费单据。这是由于我珍惜《火花》曾经给我这渴求扶植的青年作者的最宝贵的扶植。
今年是《火花》创刊三十年纪念日子。在首都跟《火花》的主编董耀章和编辑连三元同志会面,使我感慨万千。三十年,是多么不平常的三十年!我们回顾走过的曲折而终于前进着的道路之时,将吸取哪些经验、教训和继续跋涉攀登的力量呢?在太原《山西日报》院子里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可还健在?亲手编排我那字迹不整小说稿的同志可还记得此事?我没忘记《火花》,就像没有忘记那位杂货铺的老掌柜,尤其赵树理、束为、马烽等先行者们笔下“新人新事”的艺术形象一样。它们是我记忆里的火花,时时闪光,永不熄灭。
1986年8月12日急就京郊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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