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四十一)张昌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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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四十一)
(3)

本文完张昌华接连给父亲寄来了新写的小说,父亲认真阅读后提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对他的“客套”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看了你的新作《多听话的孩子》。我觉得它取材新鲜,表现手法也不一般,仍如以往,满能窥视到你的那还没有自由迸发出来的才华。我对它不满意的地方有两点:一是觉得调门低沉了些,一是结构松散、拖沓了些。或许没有《情书》下的工夫多,反正可加工的空隙还是不少的。此稿我就不代转递,建议放放,冷静一段日子再修改——修改时,尽力地从里边挖出积极的光热来。
另外,针对你信尾的那句话,我说几句。我们虽然交往不久,但我是把你当知己的朋友看待的,所以你若以写信给我或有事托我都引为不安,那就是客气了。你放心,我决不用客气对待你:接信后,没空就不回;接到稿子,不想看就不看。这样,你也许会被“解放”一点吧?
张昌华对不断地给父亲写信寄稿,又接连收到回信,而父亲自己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创作,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加之与父亲仅见过两面,无论怎么说,父亲也是一个著名作家,而自己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员,父亲对自己无所求,自然心里深感不安。对于张昌华的这种不安,除了上面引述的那封信之外,父亲又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写道:
张昌华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的第一篇小说终于在1980年由手写稿变成了铅字,从此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
父亲对此也是万分高兴的,为了使张昌华在文学创作上快速成长,得到更具体更有效的帮助,还把时在《钟山》杂志任编辑的蔡玉洗介绍给他。此外,父亲还向其他刊物或出版社的编辑介绍了张昌华,希望他们能给予帮助和扶植。
父亲对张昌华是充满信心的,希望他趁着年轻力壮,多写多实践,在实践中往深高处发展自己。父亲在给张昌华的多封信中都提出了类似希望,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指点。比如在1981年的一封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杂乱地写了这么一大堆废话,头有些晕,提笔亦困难,只好打住。关于你,仍希望多写,在多数量中练本事、熟技巧,同时抓住攻坚的重点。例如一两个中篇,把它写好。只要写出好的作品,你就给自己插上了翅膀。我总相信,终会有一天,而且不久,你会在创作上有大的突破,被人们所重看。看来关键是攻坚的重点,不满足一般作品的发表数字。你说对吗?等《情书》发表后,请把你认为这几年还算好的作品的题名、发表刊名列一单子给我,到该说话的时候我得说话:庙堂不能进,我就到野地上呼喊几声,也是必要的,草木会是我热心的听众!
………稿件能集中在一两个刊物上发最好;没此条件则乱飞,在乱飞中找个能久登的枝头,这全可以。
父亲对张昌华的关心也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那个时候,复印机还不普及,稿件也都是手写的,而一般的业余作者作品发表后,也只能得到一两份的样报、样刊,如果将来编选集子时会很不方便。父亲总是把张昌华寄来或自己手中刊有他作品的报刊,阅读后寄还给他,请他好好保留以备将来出书之用。
1984年,由于张昌华的文艺才华和个人的努力,他终于彻底离开了讲台,来到蔡玉洗所在的那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直到退休。他先是任编辑,后来任室主任,最后干到副总编辑、副编审。
在出版社的那些年,张昌华结识了许多作家朋友,为他们编发了数十部书稿。但是,这数十部书稿中,却没有父亲一部。难道是张昌华“忘恩负义”,自己的翅膀硬了,就不再管别人啦?真正的原因,不是张昌华不想,而是父亲不肯。
当了编辑并有了一定权力的张昌华到北京方便了,机会增加了,与父亲见面的次数自然也就多了。1985年,当张昌华第一次以编辑的身份向父亲组稿时,正赶上父亲手中没有新作,于是,就请父亲编一个短篇集子。父亲却对他说:"你刚到出版社工作,还没立住脚跟,我不能让你背包袱。"张昌华说他不支持自己的工作。父亲笑着回答:"这也是一种支持。"
此后的几年,文学类图书日益走向低谷,各种文学新潮的作品推向图书市场,成为“主流”,在这样的情形下,当张昌华再次向父亲组稿时,父亲就更不肯了。父亲说,他写的作品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不时髦,不卖钱。又没有得意之作,不能胡乱搪塞……
其实,父亲对张昌华交给的“任务”还是牢记于心的,虽然也一再承诺一定完成,却因为时间、精力、身体状况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而没有实践这个承诺,成为一个遗憾。
1996年春节前,张昌华给浩然写来一封贺年的信,并提出能否得到一幅书法的希望。4月28日上午,父亲给同是编辑朋友的吴光华和张昌华各写了一幅字,同是“清心乐道,自然人生”,这是此时父亲最想对他们两人说的一句话,并附一书信寄给了他们。出乎张昌华意料的是,这竟是他收到的父亲的最后一封信。
一幅赝品,引发了父亲与张昌华的一段情谊,同时,也引发了张昌华人生轨迹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