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回复青春文学院的提问》

（1）

     一、你是什么时候发表处女作的，那时有多大年龄？

    我现在以写小说为职业，第一篇的正式小说，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发表的短篇《喜鹊登枝》。然而，我的文学生涯，是从写小演唱、诗歌、故事和新闻报道等等形式的文章开始的。这方面的手搞被变成铅字的，应该算我的真正的“处女作”。它是一篇故事，题名《姐姐进步了》，刊于一九五年十月的《河北青年报》上。

    那年我十八岁，在区委搞青年团工作。有一次我请假回乡探亲，途经姐姐家的那个村，就顺路去看她。在家里扑了个空，跑到地里才见她正跟男人们一块干重体力活计。这情景在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儿，姐姐给了我一个崭新而又强烈的印象。我们姐弟俩在边往村里走边拉家常话的路上，姐姐又告诉我：他们村最近驻进青年工作组，正搞发展青年团工作，她被吸收当了积极分子，经常去听团课。我当时也正在农村搞建团工作。那工作是艰难的。因为地处游击区的农民思想很不开化，长辈们阻碍青年们参加自己的组织，青年们自己也顾虑重重：男的怕青年团是变相“扩军”（征兵），怕被送到朝鲜去打仗；女的封建思想更严重，怕别人说闲话，怕引起家里闹矛盾。姐姐能一改过去那种落后的“小媳妇”的精神状态，使我大为感动。临分别的时候，姐姐又悄悄地托我：回到县城后，找找我那正在师范上学的姐夫，劝姐夫也申请加入青年团。……假期满了，回归工作岗位，姐姐的影像和话语常常在我的眼前浮现、耳边鸣响。我想写写姐姐，表扬表扬她的进步，于是我写了一篇故事。

    在这之前，我已经对写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差不多学写一年，每天都写；每次写都是搜肠刮肚地编造，甚至依照看过的戏、诗和故事模仿。唯有这次写我的姐姐，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熟悉，有感情，是通过这故事表达什么主题思想也心有底数，所以写得顺利；比之从前的稿子，这一篇从内容到结构、语言都是“独出心裁”的。结果稿子被选中，成了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开始往报社投寄稿件，以为一投去便会刊登，所以每天都盼送报纸的同志来；报纸一来，就急忙翻找自己那变成铅字的名字，每次都大失所望。自己心里怪难受，还招得周围伙伴们的嘲笑，实在不好意思。为了不刺痛自己的心，为了不自寻没趣，索性不再看跟我有来往的那几种报纸。《姐姐进步了》那稿子寄出去，我也不抱希望，甚至连碰运气的念头也没有。加上那一段工作忙，到处奔跑，大约有两个月没有跟《河北青年》见面。有一天，我在城里东街一个老乡家开会，邮递员找到我，给我四千元（旧币，等于四角）的稿费卷（到邮局兑换现金），还有一张烟卷盒大的油印着格子的稿费单，上面填写着我的姓名、文章篇名、发表日期和金额。稿子发表了还给钱，是我前所不知的事儿。那时期我们还吃供给制，穷得可怜。但是“钱”，并没有比“发了稿子”这件事给我的震动大（那稿费请伙伴们吃花生了）。我一口气跑到县团委办公室，翻了好久，终于在一堆废报纸里找到那份印有我的名字的报纸。我举着报纸，忘形地往外跑，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范进中举一样，一边往外跑，一边遇人就报喜：“我登了稿子！我登了稿子！”

    《姐姐进步了》原稿有两千多字，被编辑同志给删去有关姐姐的历史介绍、风景描写和多余的话，登载出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千一百字。这么一篇千字小文，对一个无知而有志，想追求但目标不准、道路不明的农村青年来说，其作用非同小可：它坚定了我一个距文学门口还相当遥远的十八岁的农民后代，走文学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我感谢那位至今仍不知姓名的编辑同志。

    一九五二年我在省团校学习，曾经到《河北青年》编辑部去过一次。同志们热情地接待我，谈了许多话，可是谁都没说自己是曾经扶植我的责任编辑，我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因为那时候没有“拉关系”、“走后门”的风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