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之

《构思〈艳阳天〉的一点体验》

“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总结了艺术规律的话，我一直当作“真经”念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努力地实践着。这不是理论灌输的结果，而是切身体验使然。

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总算圆了我的文学梦。从此门路打开，频频接到各地报刊的约稿信，凡寄出的稿子都能变成铅字。哪里知道，这样做致使“入不抵出”，我原有的那点“生活”底子已然掏干，使得第二本书《苹果要熟了》很明显地掉下一大节子。对此，编者和读者全都不满意，我也很苦恼。前辈老作家巴人同志很关心我，在回复我那诉说委屈的信上给我出主意说：“一是注意阅读报刊有关生活的报道，吸收间接的素材；二是利用我们国家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直接去观察体验生活。”于是我向单位领导递上要求下放劳动的申请报告。我的要求很快得到满足：被批准到山东省昌乐县东村下放劳动锻炼，还当上了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当时正是我们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到东村之后，我顾不上创作和搜集素材，每天饿着半个肚子带着社员到地里干活。好不容易熬到麦收，把麦子收割打到场院，眼看着新粮就到嘴里了，难关很快渡过去，我跟农民们一样的高兴。不料下起连阴雨，我就日夜守在场上，防止有人偷麦子。有一位老农民到场院来指点我：“你看麦子要给捂烂了。”我挨着垛看一看，告诉他“苫得好，没事儿”。他说：“你把手伸进去试试。”我把手伸进麦垛一摸，感到烫手；顺势抓出一把看看，湿漉漉的，麦粒都胖了。我慌忙地检查，几个垛都漏了雨。我被吓昏了，心惊胆颤地想：“我是支部书记，麦子要是都烂在场上，全村几百口子人可怎么活？上级追查责任，我得挨处分呀。”我想到这儿，立即转身集合人都到场院来拆垛晾麦子。经过几天几夜的折腾，麦子都抢救下来，没有烂掉。我这才把心放下，回想过来的情景很是后怕。

回到北京的第二年，我觉得自己都满三十岁了，到了“而立”之年，应该让自己的创作开始个新局面，决定上长篇，完成我“为农村写史、为农民立传”的计划。

那时候我已经调到中央的理论杂志《红旗》当编辑，跟领导请了一年创作假，到西山八大处的“作家写作所”专心致志地搞写作。可是住下三天，望着眼前的稿纸发呆：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道路这么长，千头万绪、五彩纷纭，我可从哪儿下手呢？要是用这一年的假期，写短篇我得写多少呀。憋得没头绪，我就给《红旗》杂志的同事王主玉打电话，告诉他我要收摊下山。王主玉说：缕不出头绪就不要硬写，合作化的道路很长，哪一段最感动、写着顺手，你就把哪一段提出来先写。他的话很使我开窍：素材最令我感动，写起来顺手的是连阴雨天，发动社员抢晒麦子的场景，就先写这一段。我坐下来一开笔，熟悉的生活情景涌到眼前，它还勾起我许多联想，把我几年间的素材积累全部都调动起来了，最后形成了《艳阳天》。

我把那么多的人物、故事和情节，都融汇到从麦子黄梢到打罢场，麦子入库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表现出来了，在形式上也有了一个创新。

《艳阳天》的成功，使我从写《喜鹊登枝》的层次，跨越到新的更高的层次，更加坚定了“生活是创作源泉”的信念。所以我总是嘱咐青年作家们，要想使自己的创作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地深入生活。最好不要以作家身份搜集材料，而是要以生活中的一分子，跟群众打成一片，在生活中挑担子、负责任，做到“心入生活”。这样才能使你获得真正的生活，为自己打下厚实的创作基础，为自己跃上新的境界准备下条件。

                            1996年8月22日泥土巢

全文完

发表于《运河》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