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九）

 郭卓

（1）

在我面前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摞书信，这是1976年至1985年期间，《收获》编辑部的编辑郭卓写给父亲浩然的二十余封信件。在这些信件里，我看到的是一位亲如大姐的关怀和惦念，体贴的劝慰和开导，热情的鼓励和支持……这些信件里充满了信任和理解。父亲浩然与郭卓，既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更是好朋友的关系。要说起他们间的相识、相交，还要从半个多世纪前父亲浩然的《艳阳天》在刊物上的首发开始。

1962年底，父亲浩然争取到一段较为集中的时间，来到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休养所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到1963年4月5日，正式脱出第一稿，父亲浩然将手稿交到了作家出版社。

手稿交到了出版社，似乎并没有被编辑所看重，也许都没有看便被搁置一旁。先是被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从编辑部的来稿堆里翻出借去阅览；后又在未通知作者的情况下，于夏末秋初之际，交给《收获》杂志社来京组稿的叶以群，并带到千里之外的上海。

而父亲浩然并不知道倾注了他当时全部心血的稿件已经远离了他，远离了北京，被带到上海。

11月26日，父亲浩然到上海修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大约就是在上海的时候，才从叶以群的口中得知《艳阳天》的手稿已经早于他来到了上海。

《收获》杂志社对《艳阳天》十分重视，刊物负责人之一的叶以群阅读后，当即决定用这部小说替换下原定在《收获》复刊号上刊发的长篇小说。12月24日父亲浩然应约来到编辑部，叶以群告诉他《收获》打算发表，但是希望能修改一下。两天后，父亲浩然再次来到编辑部，会见另一位负责人萧岱和责任编辑郭卓。大概也就是这一天，父亲浩然与郭卓结识，并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交往。

郭卓，1922年出生，辽宁沈阳人，2003年去世。她1947年毕业于国立东北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48年参军，历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员，华东军区体工队女子排球队队员，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员，《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杂志编辑，编审。可以说是资深的老编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学编辑。一九四九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雪花飘》，《我走过的路》等。

父亲浩然从与《收获》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得知：即将复刊的《收获》容量只有26万字，在版面上除了要容纳中、短篇小说等内容外，只能发表12万字以内的长篇。为了能将《艳阳天》全文刊登，编辑部原想增加刊物容量，但邮局此时已开始了订阅工作，无法进行变更。萧岱与郭卓希望父亲浩然能根据刊物的情况进行删改，由37万多字压缩到10万字左右。

如此大幅度删节自己的作品，父亲浩然有些于心不忍，同时担忧这样处理后，会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因此，他感到很为难，晚上坐在宾馆的房间里，想了许久，直想得有些头昏脑涨。在以后的几天里，父亲浩然“忍痛”做着压缩稿件的工作，几次想打退堂鼓，甚至都给叶以群打通了电话，由于《收获》十分热心，一定要刊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断然拒绝，父亲浩然只得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父亲浩然对手稿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修改，将正面人物爱情方面的线索全部删除，除三两个主要人物外，其他人物的来龙去脉也做了删除。1964年1月1日修改完后，便送到郭卓手里。虽然稿子送到了杂志社，任务已经完成，但父亲浩然心里十分担忧，如此修改后发表出去，很可能会大大的败坏读者的胃口。

经过删节的《艳阳天》第一卷就这样首发在《收获》杂志1964年第一期上。2月12日，已经回到北京的父亲浩然收到这一期的杂志，第一次看到已经变成铅字的《艳阳天》。文章发表后，没有出现父亲浩然所担忧的那种情况，反而带来一片称赞喝彩之声。2月28日中午，父亲浩然接到已经两年未联系的叶圣陶老人的来信。这封信是寄到《收获》后转来的，转信之人大致就应当是郭卓。叶圣陶在信中说他读了《收获》上的《艳阳天》后，深为喜爱，并说了其他一些赞美之词。叶圣陶老人在来信中的热情鼓励，使父亲浩然感动之极，也从中获得了力量。《艳阳天》的发表，在普通读者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