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迟开的花朵》

  通县的水土好，赶上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好季节，使五十年代的通县，曾经成为一个“出作家”的地方。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王保春、卢万全等一批作家，几乎都是在通县这块地方萌发起文学理想，而后走上成名之路的。即使因“气候”不正常，文学园地一度出现令人沮丧的萧条，北京郊区不见一个有成就的新作家的日子里，我回到通县，也仍然看到这块地方跟其他一些地方有着截然不同之处。这里有为数众多的青年干部和青年农民爱好着文学，怀有文学志向，并且在刻苦地练笔、练功夫；主持文化、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不仅对培养写作人才重视，尤其有胆气，敢于扶植和支持，从而，让我欣喜地认识到，这块地方不乏文学种子，也没有失去发展文学的好水土。

于是，我重新把通县当成自己的“生活基地”。我投身于有希望的文学种子中间。我们互相鼓励、帮扶，以求自生，以求扎根、壮大。

在这一批“文学种子”里边，孙宝琦属于年龄最大、“历史”最长的一个。那时候，他已经年近四十，比之几个“知青”，他可称为“大哥”，也可以称为“大叔”了。他在十三岁念师范的时候，就是油印校刊的编委，从部队转业就到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所以他有相当丰富的生活经历，写作知识也不匮乏。我曾经不断读到他的一些未发表的手稿：先是一个连环画脚本，再是一篇写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以后都是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小说。他写的小说，文字不仅顺畅，且有把知识分子语言大众化了的特点；结构方面讲究故事性和快节奏；主题、情节、人物诸因素一概具备。但是，通篇看来总显得粗、浅，缺乏艺术感染力，属于“大流货”的作品，不能让阅读者很满意。

记得有一次跟宝琦谈论创作，我说了这么一个观点：要想搞创作，就得立大志，憋足劲儿写高水平的作品，力争当个有影响的作家；给自己树立起这样求索追赶的标准，就需拼命地苦学苦练，付出相当多的心血。其结果，也许没能达到目的，但总比低标准者进步大、收获多，把自己发挥得充分。千万不要当那种胸无大志，不想成大器，靠求人成全而发点作品混日子的作者。因为，满足于制造平庸之作，永远都会是个对社会可有可无的平庸的作者。我还说，文学人才和文学作品有可能被埋没。但是，凡被埋没的都是一般的人才、一般的作品。有真本领的人才，有高水平的作品，是不会被埋没的：此地埋没了，在别的地方钻出来；今日埋没了，他日、他月、他年，总有一天要破土而出！

随着时代的前进，“气候”的变化，通县这块土地上的那一批文学种子，也渐渐地起了变化。有的成了名，有的走上领导岗位，有的在奋力攀登着，有的则抵挡不住浮名和金钱的诱惑而误入歧途！……那么，孙宝琦这个文学迷恋者，走向何方呢？

自从我五十岁生日起，先埋头搞自传体小说，不久放下，又致力于一部反映现实农村生活的长篇的写作。写得极苦。所以顾不上过问别人，对孙宝琦的近况，等于一无所知。

今年，正当华北地区几十年不遇的高温闷热的日子里，我从乡下回到通县女儿家，孙宝琦前来叩门。兴许由于心情好，精神状态好的关系，他显得年轻了。他用年轻人的神气告诉我：他今年有两部长篇小说要出版，同时要把近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进行一番挑选整理，印一本集子。两部正排字的长篇不便先睹，而剪贴整齐的、定名《盗马贼和他的半个妻子》的稿本，隔了两夜，则沉甸甸地落在我的手上。

我怀着一种急切的心情，忍受着闷热，花了两天的时间，逐字读完稿子。说实话，我对孙宝琦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敬意。我从心里尊敬辛勤的劳动者。搞文学这一行的，不论其能力高低、成就大小，只要肯于辛勤劳动，就应该比钻营窃取者受尊敬。这部书稿，正是孙宝琦辛勤劳动的成果。经过跟他以往的创作状况比较，我为他的突飞猛进而吃惊，为他取得的成绩而高兴！

全书六篇作品，四个中篇，两个短篇。它们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在时空方面跨度很大：从四十年前的旧社会，到目前新时期的改革；有发生在西藏高原牧场上显得古老的故事，也有活跃在运河平原农村里性格独具的新人物。就整本书来看，颇有气势。一篇篇读来，每篇都有曲折的情节和奇特的形象，都有别致的取材角度和活泼的叙述语言。对西藏，尤其对西藏往昔的具体生活，我是极不熟悉的。但这些作品里所选取的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的“人情心态”，却并不完全陌生。因此读起来能够吸引我。对当今农村现实描绘的篇章，在题材、人物和表达的认识观念等方面，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但一边看着，一边不由得产生共鸣。这是作品的真实性所发挥的力量。这些作品尽管存在着某些缺憾，我却不能不承认它们基本是成功的。

从作品的成功之处，我还看到，我和孙宝琦疏于来往的这几载，他是在做了苦苦追求的。他所追求的目标，不见得曾经是我所希望的那种“高”的和“大”的，然而是“新”的，是孙宝琦自己的，合乎实际又卓有成效的追求。例如：他追求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通俗，以通俗来争取作品的成活，来取悦读者，就颇有新意，很有独创。我们仅从《傻柱子的桃花运》、《盗马贼和他的半个妻子》这些题目来看，就可以窥见作者的良苦之心。不过，孙宝琦所追求的“通俗”，绝非目前在一些报刊上流行的，甚至在一些名家笔下精心炮制的“庸俗”。孙宝琦运用通俗形式，表现着严肃的社会生活和真实的人的面貌。尽管有些生活是残酷的，有些人物是古怪的，但作者不是消极地、静止地做展览式地复述，而是以积极态度，描绘着生活和人物的运动变化。落后守旧的工匠于老三（《师傅偷艺》）在变；蒙昧残暴的杀人者热布（《魔鬼热布》）也在变。生活和人物的变化多端，才造成故事的跌宕起伏，而不靠作者人为地编排。这些作品不论取材于历史的过去，还是取材于现实的今天，孙宝琦都有意识地写“动”、写“变”，写运动变化的社会在教育着人，美好的事物和美好的灵魂在影响着人。以此传播希望之光。唯有运载着希望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潜伏着绝望的文学作品，才能够鼓舞起读者健康的情绪和向前奋发的信心与力量。这是孙宝琦用自己的作品显示出的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心，也应视为是孙宝琦“通俗”艺术手法的一个特点。

孙宝琦曾经自嘲，抑或自谦地自称是个“笨人”，这个“笨”只不过是他为了使自己“文学理想”的种子能够发芽、长大、开花、结果，而执著地、一点一滴地下苦功夫、练真本事的代词。不少时间支付给练功夫上面，又赶上一个不算短的“气候不宜”时期，延误了他很多光阴：总在默默地写，又总不见红火起来，岂不被人视为“笨”！承认笨，又肯下笨功夫笔墨操练、耕耘的人，才使一颗文学种子没有烂掉，没有憋回去，也没有长成莠草，终于开放了理想之花。这花，似乎开得迟了一点儿，终究能够开放，这就可喜可贺！通县的水土好，如今的气候好，孙宝琦倘能继续老老实实地下笨功夫追赶下去，这花会开得很长远。

一个从十三岁就播下文学种子，到了五十三岁才开花结果的成功者，定会给不少同路人以信心和启示。所以，我这短文是写给广大读者，也是写给正在学习写作的朋友们的，祝愿大家共同进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

发表于《北京日报》1988年1月12日。收入《泥土巢写作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