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二十六）

 杨沫

（2）

那时候虽然还没有开始公开批判《青春之歌》，但因其他方面的原因，杨沫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在一次对父亲的“批判”会后，杨沫特意私下找到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担心：怕父亲思想上转不过弯子，行言不慎，触怒造反派，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父亲倒是很有自信，并不十分害怕，甚至但愿他们把自己打成什么分子，日子倒好过了；相信党和群众，现在怎么打上去的，将来还得怎么给自己去掉。但是为了避免给自己及他人招来不必要的烦恼和麻烦，父亲在言行中并没有太情绪化，而是严控着自己不时产生出的冲动，按照造反派的要求做着检查交待，听着一些批判者的过激言论，少说，甚至不说与检查自己“错误”无关的话。尽管如此，造反派中的某些人仍不满足，批判的火力并未减弱，借父亲几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机会，不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地公开造谣、诬陷。父亲无论做多少次检查，检查得如何深刻，在他们那里也是不会得到通过的。对这一点，父亲看得越来越清楚，想得越来越明白。

到了1967年4月，父亲的忍耐到了极限，在一次“批判”会上，父亲开始“造反”，几次打断“批判”者的发言，进行插言发问。文联的一些人也对造反派联络站的言行不满，和父亲不约而同地造了反，致使“批判”会只能无奈地中止。当第二天造反派联络站仍想继续开会“批判”原革委会和父亲时，又有一些人起来造反，使得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会议再也无法继续进行。自此以后，造反派对父亲的“批判”逐渐收敛，虽然形势已大为好转，但父亲仍处困境，一些人还在虎视眈眈地紧紧盯着，寻找着可以再次下手的机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大肆鼓动公开批判《青春之歌》。在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思想意识下，父亲也认为《青春之歌》同自己以往所写的作品一样，都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可以，也应当进行“批判”，但是没有必要大规模地公开批判，更不能牵强地硬往刘少奇的身上靠。社会上有个工人造反派，到处散布《红旗》杂志正在约他撰写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向《红旗》杂志社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此事根本不存在，他们要辟谣。过了几日，《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又通过电话向父亲传达了该社否认约作者写批判《青春之歌》文章事发表的声明。这一天，父亲起草了一篇《为批判〈青春之歌〉事访问〈红旗〉编辑部》的大字报草稿。这篇草稿，被杨沫的女儿在父亲并不知晓的情况下抄写后贴了出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北京电影制片厂、北京师范大学等处的许多人来到文联找父亲，询问有关情况；那个工人造反派也公开宣称这张大字报不符合事实，又招来一些人找父亲澄清。

4月28日的上午，那个工人造反派带领几十个人来到文联，就批判《青春之歌》的问题对父亲进行围攻，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才结束。

在那几天里，父亲几次跟《红旗》杂志社联系，进行确认，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复，一切都显现出胜券在握的迹象。

4月30日，当父亲与那个工人造反派等各方代表及群众到《红旗》杂志社当面“对质”时，形势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逆转：因为《红旗》杂志社内部有些情况不能公开，对以往所说的一概不能承认。《红旗》杂志社的有关人员倒是把详情告诉了父亲，但父亲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根本没有错误而把《红旗》的内情揭出，他只能忍受，只能承担一切本不应当由他承担的责任。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对方占据了有利、主动的地位；因要对《红旗》负责，父亲则极为被动，无论对方有什么举动，父亲只能沉默。

大获“全胜”的工人造反派等人把斥责父亲“造谣惑众”的大字报贴到了文联，而原来某些一直对父亲耿耿于怀的人也紧密配合，纷纷贴出大字报表示坚决支持，甚至有人提出批判革委会的时候，就没有把父亲批透，大有再次掀起一场对父亲进行集中批判的势头。对这种很可能发生的情况，父亲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好吧，那就再接着批吧！”当时，那个工人造反派正在得势之时，而且势头很猛，而父亲的处境则是危险的，有如立于悬崖边，生死只在寸步之间，父亲把一切都置之度外，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甚至对杨沫的女儿说过准备为此“牺牲”的话。

为了避免牵扯出《红旗》这个党刊，使事态进一步扩大，父亲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写了张检讨性质的大字报，贴在了文联的院内。那个工人造反派或许是觉得已经获得了重大胜利，或许还因为父亲历史清白找不到任何“碴口”，就偃旗息鼓见好就收的没有再与父亲继续纠缠，此事也就逐渐地平息下去，不了了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