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有关创作杂文

《〈月照东墙〉的写作经过》

（2）

另一番修改是语言上的修改。修改语言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用语法衡量通不通，顺不顺；用生活衡量形象与否，真实与否。还有重要的一面，是用人物来衡量语言。我的许多作品中，总是夹杂着一些知识分子调、陈腔老调，就是在这方面努力不够的结果。我再举一个《月照东墙》里边的小例子。比如，当尚友朋要抬产妇先余媳妇进城抢救时，草稿是这样写的：

    “……老头子放下饭碗，绑上一付担架，就要往医院里抬。尚大娘很生气，上前一把扯住老头，气哼哼地说：‘我就不能让你去，当队长没领这份钱！干一天活了，刚才你还喊腰痛，再抬个人跑几十里地，你还要命不要命？’老头子很生气，坐在炕沿上，忍了半天才耐心地说：‘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大家庭，她的困难也是咱的困难，她家没有男人，咱是队长不管谁管？我身子没关系，慢说几十里，就是几百里我也跑的了，你快放心吧！’尚大娘还是不肯让步：‘就算该管，你就多派一个人去嘛，为什么非要自个去？’”

    这段对话很多地方不符合人物身份，更不符合当时的具体环境和时间。第一、老婆子是个“有名儿的小性女人”，“平时，他（老头子）处处跟老婆子作对头，有影没影批评她一顿”（引自《月照东墙》），老婆子是用软化的手法来争取老头子的。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种关系，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她决不敢、也不可能用那样的语言直截了当地阻挡老头子的行为；根据她平时的为人处世的经验看，她一定会采取拐弯抹角的语言和方法来达到她真实的目的。第二、作为尚友朋这样一个特定的人物，当此人命关天火烧眉毛的时候，他一定会采取果断的态度和行动，听了这些话，也一定要发火，不可能坐在炕沿上，慢慢地向老婆子讲道理。第三、尚友朋嘴里讲出来的话，多是空话，没有个性。

    修改时，曾反复推敲，改用了许多方法和语言，最后改成这样：

    “老头子丢下饭碗，绑上一付担架，就要往县医院里抬。当时，尚大娘很不高兴。心想，干了一天活，刚才还说腰疼；这么大岁数，再抬个人跑几十里地，受的住吗？于是就说：‘你呀，越来越不守本份了。这是老娘们的事儿，你可掺杂什么？再说你还是个叔公辈哩，一点伦理都没有啦！’老头子说：‘你呀，老脑筋。人命关天，她男人不在家，我当队长的不管谁管？’尚大娘更没好气：‘去你的吧！当队长是管生产的，还管人家养孩子？’老头子说：‘队长什么都得管，关心大家的生活，才能管好生产。’尚大娘退一步：‘就算该管，你就多派一个人嘛，为什么非要自个去？’”

    修改后，这段文字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毕竟改进了一步。

    语言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没有适当的语言，人物的思想感情就会表达的不充分，人物形象就要受到影响，甚至损害。用作品里的人物检验语言，使语言符合人物个性、具体时间、环境，这是十分重要的。这方面我做得就很不够，但我认为修改作品时斟酌、推敲、选择是很重要的，这需要对群众语言的长期学习和积累。

    《月照东墙》发表后，我发觉它还存在许多缺点，主要是人物写的不深厚。原因还是我对这样一个新人物理解得不深，也没有更好地加以锤炼。这反映在几个可以表现人物精神光彩的机会（细节）中，我都轻轻地转了笔头。

                            1959年12月5日夜

                     全文完

发表于《北京文艺》1960年1月号。收入《答初学写小说的青年》。编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1974年4月《浩然作品研究资料》、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11月《浩然研究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