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五）

杨啸

（4）

挚友间的关心、体贴，是应当的，也必然是相互的。父亲是个好动感情的人，有的时候很容易激动，杨啸几次在信中提醒：“觉得这样不好，还是应当尽量克制。”父亲为圆自己的文学梦，为了在文学事业上不断攀登向前，经常处于“拼命”状态。日积月累，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下降，除了高血压之外，还经常有感冒等病症出现。杨啸在致父亲的信中，总是询问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多加注意，不要过于“拼命”；有的时候在一封信中反复强调几次。这类的话语，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二人见面时更是常常劝说父亲注意细水长流，多保重身体。1976年春节，父亲因病住院，杨啸得知消息后写来一封一千余字的信，有关健康方面的话，占据了一多半，写得情真意切，在措辞上也较以往“严厉”了许多：

初二那天，我给您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嫂接的，说是您因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住院了。尽管大嫂说您的血压已经下来了，让我不要着急，但是，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这几天我一直惦念着您的病，不知现在怎样了？我想，您的病，完全是由于劳累所致。记得我多次对您说过，希望您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不要拼得过了头，可您总是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希望您无论如何，从现在起，接受教训，注意休养和治疗，要听医生的话，医生不让您写东西，您就要下狠心，把笔停下来。……我当然知道，对您来说，停下笔来休养，这将是一种很大的痛苦。但是，我想，这也需要毅力。如果需要这样，那就得咬着牙，横下心来这样做。我希望您这次要听我和同志们的话。

杨啸的这种关心、体贴，不仅反映在信纸和语言上，更体现在实际行动上。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一次酒席宴上，杨啸宁可自己喝醉，也不让父亲饮酒过量。那是在1973年的7月间，父亲与杨啸、李学鳌一同到承德写作，偶遇一位曾在北京市文联“支左”，并与父亲相处很好的部队首长。在相聚的酒席宴上，这位首长让他的一个年轻下属频频向父亲敬酒。杨啸见此状很是担心，怕如此下去，父亲会不胜酒力，有损健康，便起身为父亲“挡酒”，与年轻的军人一口一杯地对着喝了起来……

    由于志同道合、感情深厚，父亲与杨啸都渴望能经常相聚畅谈。在1969年2月20日的日记中父亲曾这样写道：“春节期间，常常想起杨啸，几次提笔要写信，却又千思万感心头聚，举笔无言难表达。不知他这段时间日子过得怎么样，更不知他对未来的道路怎么看，能坐在一起，畅谈上一个夜晚，那该多好哇！”父亲在给杨啸的信中总是询问他何时能够来京。杨啸则争取各种机会到京聚会。短暂而愉快的相聚，常常使人感到意犹未尽。杨啸在一封信里就这样表述过：“来到北京之前，感到见了您们会有千言万语要说，及至见了面，却又感到一切都相互了解了，无须多说了；可是当一分开，却又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说完。”父亲的感受则是“你在时，还没什么，一走，心里总觉得很难过。”1970年的3月间，杨啸外调路过北京，而此时父亲正在京郊顺义县协助工作，于是便将他带到顺义的焦庄户，认识一下这块英雄的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农民朋友，了却一个十几年的愿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当第二天在顺义县城分手，看着杨啸登上了开往北京的长途汽车后，父亲想起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抑制不住的泪水流了下来……

两个相隔千里的挚友能够在一起的机会和时间太少了，只能更多的通过书信来交流感情和传递信息，他们都极为盼望能经常不断收到对方的来信，隔段时间没有收到，便越加惦念。父亲对杨啸说：“要在忙中抽暇写信给我，把你的生活、工作、写作情况细细说明。”“希望不断地见到你的信，越长越好。”杨啸则说：“每逢日子多了见不到来信，心里就空空荡荡的，挂念的很，明知您那里会一切顺利，可是却又不放心。”杨啸的一首《读广兄来信漫笔》的诗，表达出他收到父亲来信时的心情：

相见何难别何速，

此心日日系京都。

唯有一事聊堪慰：

鱼雁常传尺素书。

父亲有时因为格外忙碌，无法给杨啸写信；有时因为在创作上将有重要成果产出，尽管十分惦念，也强忍着，希望能使对方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1971年父亲写作《金光大道》时，曾两个月没有去信，使得杨啸万分惦念，不断写信询问情况；父亲强压着“预喜”的冲动，直到完稿才去信报喜，使得收到信的杨啸不仅喜出望外，更是喜上添喜。他们之间的很多通信，如果删去抬头和落款，一定能使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认为是身居两地亲兄弟间的家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