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论学问文章，贵能自得之；能自得之，则能明其利病，知所取舍，而后可不为今人所愚，古人所欺，遗识者以非笑。当民元之初，有倡为“新文艺”之说者，非无可取也；而其糠粃六籍，轻咋昔贤，谓礼教能噬人，诋桐城为缪种，惟新是务，是古者弃，一时后进，如蓬从风，如川赴壑，旷然不知今古之相因迭用，此其矫枉过正之敝也。余入相淮，始读中国现代文学，亦喜其言之新奇，便于不学也；彼唱我和，人云亦云。乡先辈有规以弗任情盲从者，则笑其迂腐，目为冬烘。逮年渐长，稍稍涉猎诸书，觉其言不能无疑焉。以为自唐韩昌黎倡为古文，果无足取乎？何以历宋元明清，千有馀载，而能为人传诵不替？其间才俊之士，奚啻千百？好而肄习之者，比比皆是，岂皆梼昧无识，而甘受其欺罔乎？恐未必然也。爰取世所称古文名家之文，择其彰著者，籀诵焉；有未尽明晓者，就有道而请业焉；而后知其词义严正，气格高洁，远非其他文体可儗，而为之亦最难。于是知事不循言课实，身体力行，随人之臧否臧否之，鲜有不毫厘千里之失者矣！

   吾又观世之好扬颂人者，动辄曰：某公之诗，李、杜匹也；某公之文，马、班俦也；某公之书若画，右军、道子，不过是也。始则腾播于一二人之口；而听者不察，亦从而李、杜之，马、班之，王、吴之，以为某某公者，诚今世之李、杜、马、班、王、吴再见也；询以李杜马班王吴之所为，佳妙究在何处？则茫乎未之知也。不过曰：人有是言，我亦从之云尔！夫所谓一二好为扬颂者，固未必真知诗文书画之真谛，或由于攀附，或别具心胸，出于一时之无谓，而意有别属，本不足为轻重；而我从而附之和之，不惟为好事扬颂者所愚，抑且为识者所非笑，亦足慨已！而彼为人扬颂者，因唱和閧誉者之众，声闻因之以隆，干谒日进，利市百倍；而于得意之馀，忘其所以，亦居然以李杜马班王吴自许，而不复知其陋；又岂能逃有识之目，而不非笑之乎？

    顾又有进者：昔韩昌黎论汉代文章，必推扬子云。而苏子瞻则曰：“子云特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耳。”至曾涤生又以为“为文当法子云”，而我不明韩、曾之所以好子云与子瞻之所以不喜子云，则从子瞻之说，固为不知；或从韩、曾之说，又岂得为知哉？得其所以然之故，从韩、曾，从子瞻，均可也，古人不能我欺也！吾为是言，非以古今人之毁誉是非，举不足信，或皆为可从；倘我于古今人之作，能自得之，从与不从，皆不足为我病，而皆可为我所用矣。故余之于是书也，有于人所是而非之者，人所非而是之者，非以立异也；有于人之所是所非，而亦是且非者，亦非苟同也。同之于异，不屑今古，惟求折衷；庶几不拾人馀唾，随人作计。虽然，岂易言哉！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曷足以语此？是又可必吾所言者悉当，而无所失欤？未敢自信也。锺仲伟之论诗曰：“独观谓为警策，众覩终沦平钝。”而况自视未必警策者乎？则绳愆纠缪，不能无望于他山之助矣。

    夫学问文章，古人以之淑世牑民，非徒为观美而已。故昌黎有言：“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以乘之；若都不可得，则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则知古人读书为文，在求有成于事业，非离事业而为言也。事业之不得，不得已而讬之于文；而其所文者，乃其事业不得表见于世之所发也，故能与有事业者，并重共传。后人不达其义，外事业，而徒求之于学问文章，吾未见其真能为学问文章也。彼李、杜之诗，马班之文，王、吴之书画，倘以后人之见视之，祇至于诗文书画而止，则又不免为古人所欺矣。

    余于古文辞，虽尝经心，而未能深造。自津门入北大教席以还，志业靡定，为青年故，奔走于政治与草野之间，培植国器，问道多方，而书简鲜亲，曩日有得于师友者，芜废略尽，是可叹也。今年春，再授读中国古文研究课程。自甘识小，陋略可知，留此精神，潇洒送日，无所用之，亦非如古人之不得已有讬而作；倘所谓外事业，而徒求之于文字之间者非欤？自谓或可不为古今人所欺愚，讵能免于有识者之非笑乎？知言君子，不以其固陋而不辱教之，幸孰甚焉。